清末怪杰、民国奇儒辜鸿铭。(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鸦片战争后,大清屡战屡败,见识到西方枪炮、船舰的威力,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全盘西化”说开始迅猛发展,西方文化广泛传播,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再加上五四运动后,胡适等知识分子名流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声称只有全面引入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中国才有出路。“全盘西化”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报馆风起,学会林立。就在那样泥沙俱下的时代出现了一个逆流而上的身影,他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对歪曲儒家经典的伪汉学家大加鞭笞,嬉笑怒骂、特立独行,欲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于乱世,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他就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怪杰”、国学大师辜鸿铭。
“东西南北人” 抵制“黄祸论”第一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家庭背景颇为特殊,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辜鸿铭天资聪颖,语言天赋甚强,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十几岁便赴西洋留学深造。辜鸿铭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多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学成归国,奇特的是,精通西学的他回到中国,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开始真正苏醒,他剃发蓄辫,一边在殖民政府任职务,一边研读经史子集,潜心典籍数年,从一本《康熙字典》开始,苦读东方华学。他在晚清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做“通译”,开始了以英文写作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确是背景多元化的、最早成功的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者。
那个时期正逢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黄祸论”,认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将威胁欧洲,呼吁欧洲白人联合抵制黄种人。这种论调在西方掀起人们对中国人的敌视。鸦片战争后,大清的失败更使得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成为落后和野蛮的国度,而且当时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误解和曲解,也导致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辜鸿铭心生愤懑,认为这些人糟蹋了中国文化,歪曲了儒家经典。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文明与混乱》一文,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道德价值,驳斥西方的偏见,因此他被人誉为抵制“黄祸论”第一人。
学贯中西 文化的桥梁
在那个中西文明激烈冲撞交会的时期,辜鸿铭仿佛应运而生,站在了东西方文化之间。他本身对西方学术有深厚的造诣,后来又精研儒学,他便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传往海外印行,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辜鸿铭是第一个将儒家经典,用精湛的英文和德文传到西方的中国人。他在《论语》译序中表达,希望西方人通过他的译作,反思他们对中国的成见,并修正谬见。
辜鸿铭在翻译中注重意译,而不是机械性转换。他的翻译工作是创造性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他在古老的东方理论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的妙语,这样的译作和那些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生硬的儒经译本有天壤之别。辜鸿铭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正是缘于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作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游刃有余。由于出色的翻译,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除了翻译儒家经典,辜鸿铭还著有《清流传》等作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的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中国学”一词在西方社会造成了如雷贯耳般的效应,引起轰动,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信说,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尝试理解孔子、孟子和老子的思想。他二人在信件来往中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促成一段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推动日本近代立宪过程中,倾向于西方文化,他来中国旅游时言语中对孔孟之道不屑,认为孔子过时了,作陪的辜鸿铭当场反驳道:“孔子的学说乃是贯通古今的大道理,恰如数学,千年前是三三如九,到如今仍然是三三如九。贵国没有孔子之教,单凭洋人的东西,岂能发展到今天?”伊藤听了若有所思,无法反驳。辜鸿铭谈吐尖锐,大胆抨击一切弱化中国文化的言论,反而赢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印度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当时在西方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也都曾拜访过他,在国人崇洋的年代,这些西方文化名人却赶往北京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去拜访被国内主流文人嘲讽冷遇的辜鸿铭,实乃一大奇观。他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售票演讲,开中国演讲售票的先例。在当时京剧名角梅兰芳最高票价1元2角,辜鸿铭的演讲票价却是2元,还场场爆满。
忧国忧民 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成为“革命”的象征。辜鸿铭却坚持留辫子,表达他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他留辫子,被陈独秀等人嘲讽为“复古后退的老怪物”,他穿长袍,到处宣扬“尊王”,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这个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一道风景,当他走进课堂,青年学子哄堂大笑,辜鸿铭却说:“我的辫子在脑后,你们的辫子在心里。”不可一世的大学生们顿时石化。
辜鸿铭这样解释留辫子:“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我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可惜当时的人们自作聪明,对他一言以蔽之“古怪”,难以理解他的深意。事实上,辜鸿铭的认识远远超前,他告诉国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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