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杀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图)
“留守儿童之家”的学生于 2006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重庆市川南三泉镇春雷小学的一个餐厅吃早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3月20日讯】“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
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
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
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
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
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
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
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
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
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8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
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
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
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
容易厌学辍学。
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
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
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
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
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
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
张丹丹的研究显示：
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
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
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
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
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
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
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