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蒋中正与戴笠。（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无法降落，不得已转飞上海。而上海的天气也很糟糕，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机场，结果在转飞途中，撞在了南京西郊板桥镇附近的岱山，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戴笠之死，给国民党的谍报工作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周恩来庆幸地说：戴笠之死，可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抗战时军统局与美军合组“中美合作所”，戴笠（左）担任主任，美军梅乐斯中校（右）担任副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军情局）
蒋介石对戴笠的死深感痛心，如同丧失左膀右臂。在他的关照下，将戴藏宜从江山雨农中学校长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少将专员。
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儿子，在沈醉眼中，戴藏宜“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不但写字相似，而且个性、习气、嗜好都相同。”
戴笠（左三）视察军统局外站时留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军情局）
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见情势紧急，连夜逃回江山老家，准备带妻儿一同前往台湾。
戴藏宜和妻子郑锡英生有三子二女：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女儿戴眉曼、戴璐璐。
随着解放军进军步伐的逼近，戴藏宜赶在解放军到达江山县的前两天，匆忙收拾好金银细软，带着妻子儿女连夜逃了出去。
戴藏宜带着妻儿一路向南，来到福建境内的水北乡时，被一伙武装人员拦截了下来。经过一番交谈，获知原来是当地的民团。戴藏宜这才放下戒心，亮明自己的身份，希望民团出租车兵护送自己南下。
在国民党溃逃的背景下，地方民团早已军心涣散，哪管你是什么少将身份。民团团长走过来看了一眼戴藏宜，对他随身携带的财物顿时起了歹意。也不多啰嗦，直接就招呼民团上去抢了个干净。
因为钱财被抢劫一空，戴藏宜只好带着妻女返回了江山老家。
但此时的江山县被解放军占领，正在搜捕国民党残余势力，戴藏宜自然也在通缉之列。无家可归的戴藏宜只好带着妻儿躲藏到山洞中，每日靠野菜野果度日。
很快，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戴藏宜就承受不了这样的磨难，主动选择下山投案自首。
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戴藏宜死刑。
戴藏宜被处决后，妻子郑锡英一个人无力扶养五个孩子，只好将两个女儿讬付给戴家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前往上海。小女儿戴璐璐不久夭折。
戴笠唯一的儿子戴藏宜被处决后，妻子郑锡英一个人无力扶养五个孩子。（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郑锡英来到上海后，找到戴笠生前的护士长范娟理，请求帮助。范娟理将郑锡英母子安顿下来，还为郑锡英找了份工作。
1953年，蒋介石听说了郑锡英的情况后，指示务必将戴笠的儿媳和孙子接到台湾。
蒋介石强调说：“此事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一定要把戴笠的儿媳和孙子平安接到台湾！”
根据这一指示，少校特工王时叙秘密来到上海，并与潜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务黄福源进行了电话联系，相约在南京路梅龙镇酒家面谈。
见面后，双方按约定暗号，确定了彼此身份。王时叙向黄福源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请黄福源帮助解决。
黄福源领取任务后，即于第二天晚上在家设宴，招待上海市警局负责户政管理的干警陆秉章。在酒酣面热之时，黄福源拿出两千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两千元），放在陆秉章面前。又拿出两根十两重的金条压在钞票上，对陆秉章说：“陆兄，恭喜你，财神找上门来了……”
黄福源告诉了陆秉章自己托办的事情，并让陆秉章在出具户口迁移证时将郑锡英改名为沈凤英；戴以宽和戴以昶保持原名；戴以宏改名为王时叙，并增加三十岁年龄。黄福源解释说王时叙是郑锡英的亲戚，他要带母子几人去香港投奔他们的伯父。事成之后还会另有重谢。
陆秉章认为风险不大，便收下了钞票和金条，答应帮忙办理。于是次日将郑锡英母子四人的户口迁出，同时按照黄福源的要求进行了改动。黄福源拿到迁移证后，设法办理了出境证，并将情况告知王时叙。王时叙非常高兴，当天就偷偷来到郑锡英家，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郑锡英没想到老蒋还在牵挂自己，真是喜出望外。只是对不能带走二儿子戴以宏很不放心。经王时叙一番劝说后，郑锡英只能不得已同意了。
第二天，王时叙找到黄福源，让他向台湾发报告知情况，要求按原计划派人到香港接应。他还让黄福源找陆秉章将戴以宏的户口迁移到郊区，并讬人帮忙照管。
1954年1月7日，王时叙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乘火车从上海前往广州，然后从广州前往深圳，再通过罗湖桥去香港。不料去广州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半小时，致使他们无法赶上去深圳的汽车，只能在广州找一家旅馆住下来，等待第二天再去深圳。为了让母子三人旅途愉快，王时叙决定带他们去外面的饭店好好吃上一顿。
待吃完饭回到旅馆时，老板告诉王时叙有警察找他。王时叙心里一惊，问警察有什么事情。警察说：“我们是广州市警局的，请出示你的证件。”王时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警察仔细检查后问道：“你和沈凤英是什么关系？”王时叙说：“我是她的小叔子，带嫂子和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厂老板，住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警察将证件还给了王时叙，告诉他：“你们暂时不要离开广州，等待通知。”
原来当天晚上，广州市警局接到报告，两广地区通缉的土匪头目麦罗汉潜逃至广州并打算外逃。警局立即对全市旅馆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王时叙一行和麦罗汉一家的情况相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所以对他们进行了询问。后经过核实发现，尽管王时叙的外貌和年龄与麦罗汉相似，但口音却有很大不同。
这内中的情况王时叙并不知情，他回到房间后心里仍然忐忑不安。经过反复分析，他认定警察的目标应该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所以决定静观其变，以免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第二天早上，茶房来通知王时叙说，警局打来电话了，可以离开广州了。原来，在凌晨三点时，警局已经抓捕到了麦罗汉。于是王时叙带着郑锡英母子三人顺利出境到达香港，然后转赴台湾。
戴笠儿媳郑锡英（右）与二子以宽（左）、以昶（前）来台后，与蒋中正总统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军情局）
郑锡英母子到达台湾后，蒋介石特地安排了一次接见，并与郑锡英母子合影留念。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给郑锡英母子分配了住房，发放了生活补贴。
这使得郑锡英母子能够在台湾安定地生活。大儿子戴以宽读书上进，念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留学，获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并留在了美国工作。
小儿子戴以昶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一直留在台湾照顾母亲。
留在大陆的戴以宏最初由潜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务黄福源讬人照料。黄福源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因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因此失去生活来源，被送进了一家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孤儿院。这家孤儿院的条件不错，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赠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生活到16岁时，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号召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第一个报名去农业第一线，被调往安徽枞阳县，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文革中，戴以宏的身世被揭露出来，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有造反派想借此批判他，戴以宏反驳说：“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长啥模样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为人热情，人缘好，也就没被格外为难。1976年戴以宏与一位上海女知青组成家庭，1984年两人离婚。不久，戴以宏与当地一位女工重新组成了家庭。
当年讬付给汤好珠收养的大女儿戴眉曼，为避人耳目，被改名为廖秋美。因为生活在乡村，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肩负起了家务劳动。
原本想平静生活的戴眉曼，最终还是被人知道了她是戴笠的孙女。在讲阶级成分的年代，即便她已经出落成了容貌秀丽的姑娘，仍然没有人愿意主动上门提亲。
直到遇见了邻居大妈为她介绍的谢培流，这个在上饶汽车厂做修理工的小伙子，两人才一见钟情，决定结婚成家。有人劝谢培流慎重考虑，毕竟戴眉曼“出身不好”。
对此谢培流不为所动，回答说：“我是跟人结婚，又不是跟成分过日子，她凭什么要替戴笠背锅呢？”
在几位村干部的支持下，戴眉曼与谢培流最终走到了一起。
1970年代中期，戴眉曼在上饶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工厂倒闭，成了下岗职工。戴眉曼和谢培流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和睦。
1991年，戴以宏、戴眉曼赴台与母亲郑锡英团聚，一家人在分离了38年之后，终于再次团聚。
见面期间，郑锡英一直感觉亏欠了女儿，生怕女儿怨恨自己。戴眉曼反复安慰母亲说：“你没错，一切都是注定的，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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