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之外重建中国(图)

2024-03-01 01:07 作者:陈奎德李恒青

走线美国（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今涛拍暗自制图片）

【看中国2024年3月1日讯】一、1949年后中国的五波流亡潮

自从2022年底在白纸运动及各种民间压力下，中共被迫突然结束残酷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导致的天怒人怨，以及清零终结后伴随的大批死亡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人中出现又一波逃亡潮，或称润潮，走线潮……至今,愈演愈烈。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四波大流亡之后的第五波逃亡潮。

2004年，我曾在纪念刘宾雁先生的【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一文中提出四波流亡潮的概念，“自从1949年以来，经过国民政府及其部分军民的大规模撤台，经过大饥荒后1962年大陆人汹涌的逃港潮，再经过1979年后开门，大量人员以及留学生的出国潮，特别是，经过1989年六四事变以后，中国人大规模驻留美、欧、日、澳，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流亡时期。身为‘华人’而拥有不同的国籍，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益彰显的现象。并且，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聚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至21世纪亦不会终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这一潮流的长程历史后果，须作充分估量的。“（《不死的流亡者》p430-431,台湾INK印刻出版，2005年2月）

目前正在汹涌的第五波流亡“润“潮，坐实了当年的直觉预感。

二、第五波流亡走线润潮人群的新动向

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

2022年之后第五波中国流亡人群有三个特点是前面几波并不多见的：

基本上是中产阶层、知识阶层，甚至有不少富商

相对于过去流亡欧美者居多，现在则大量流向日本、新加坡、泰国、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

流亡华人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社区，对故国转型的使命感更强。

纽约时报最近的观察是：“去年，一种新型的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在日本等境外地区出现。”

流亡日本的中国异议作家傅国涌说：我们“在东京重建中国”。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看到的，这些移民正在创造一个不同的中国，一个更有希望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正在重新定义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以我的观察，这些润来海外的华人，依其个人的本性及其人生的历史际遇，他们分别想重建的中国主要侧重于两方面：“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

1）关于政治中国

两代人的坚持

我们过去也涉及过，这里仅简略谈谈：海外，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与各民主国家政学商界联手推动中国融入主流文明世界，这些仁人志士被称为海外异议人士或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其奋斗历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甚至毁誉交加的故事。他们各自携带着自己在其特殊时代(1976,1979,1989……等年代)奋斗的政治资源和精神遗产。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民主运动在国际社会的象征符号。值此中国即将风云耸动的时代，他们正在海外召集和讨论有关中国的国是会议，描绘和擘划未来中国的蓝图。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已年过中年，却是前赴后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这两代身居海外而心心念念重建中国者，以居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人为主。

新一代的崛起

而2022年底之后新近润或走线出来的更年轻的华人，从东京、清迈到阿姆斯特丹和纽约，他们正在构建在中国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而这些活动正是习近平主政后中共的禁忌。他们开设中文书店、举办研讨会并组织民间团体。譬如，纽约时报报道，大约50名中国人挤在东京市中心一间不起眼的灰色办公室兼书店里，参加一场关于秋瑾的研讨会。秋瑾作为杰出的女革命家，一个多世纪前因密谋推翻清朝而被斩首。和他们一样，秋瑾也曾作为移民生活在日本。像傅国涌先生演讲的标题是《在东京重建中国》，这既反映了在场人士的愿望，也描绘了秋瑾的人生。

像这样的活动十几年前在中国大城市里曾经屡见不鲜，中国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曾经拥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国家认可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存在的同时，当局也允许有比较活跃的、尽管受到审查的公共对话空间。但习近平时代开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今年1月组织该活动的人权律师李金星说，“大家需要一个地方苦水倒尽，牢骚发够，然后我们再反思怎么办。”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李金星本人于去年9月从北京搬到了东京，他说“我们这些人对于推动中国转型是有使命的”。

“我们现在是在为中国民主化做准备，”2022年移居日本并参加了白纸抗议的研究生羽美说。“如果明天CCP倒台，我们有没有做好公民的可能？”说到底，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培训在民主生态下的公民。

正如一位在海外创建中文书店的女士所说：“如果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在一个没有自上而下的限制的地方，都不能重建社会的话，那我们就算改朝换代了，绝对也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从欧美到日本

目前这批新近流亡的华人，以中国的周边国家为主，日本、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为主。自然，走线的华人，美国仍是第一目标国。

大家注意到，最近去日本的中国人比较多，特别是知识界人士，相当活跃。

为什么是日本？因为那里有悠久的传统。

中日地理相近，来往方便，居留日本费用节省，文字习俗相似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众所周知，我们现代汉语中许多耳熟能详的词语，如“哲学”、“物理”、“化学”、“观点”，“取缔”，“立场”，“银行”，“派出所”，“物理”，“共和”、“文化”、“主义”……等常用词都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过来的，统计表明，中国现代汉语中借用的日本翻译词汇至少有3000个以上。在当代，日本是G7（七个工业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唯一的欧美之外的国家。

近代以来，作为亚洲最先“脱亚入欧”现代化起飞的国家，日本曾经是促成中国变革的桥头堡和根据地。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屡次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中国留日学生所办报刊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无论保皇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各方都以日本为基地，辩论中国的变革路径，想像并筹划中国的前途。

当年，许多学者、作家、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民主、自由、法治以及革命思想。

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各种政治理念和文化派别的共同基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蔡锷自不必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如黄兴、宋教仁、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学者章太炎、陈独秀，作家鲁迅、周作人，革命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秋瑾等，这一大批极大影响了现代中国的人物，都是留日学人。

这些流亡日本的华人，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舆论影响极大。首当其冲者，当推梁启超，汪精卫等人。改良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章太炎、汪精卫等主持《民报》的论战，精彩绝伦，回响多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据我们的一些朋友的告知，当下旅日的华人知识人也正在做类似其先辈的重建中国的工作，而当下的国际氛围是有助于其推进他们目标的实现的。

2）关于文化中国

“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你反对什么，而是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是什么样子，”一位在台北和清迈都开设了中文为主的飞地书店店主张洁平这样阐释了她的主旨。

张洁平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曾在香港工作20年，新冠疫情期间移居台湾。2022年她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书店。去年12月，她在泰国清迈开设了一家分店，并计划今年在东京和阿姆斯特丹开设分店。

她的书店名为“飞地”(Nowhere)，会向顾客发放“飞地共和国”护照，这些顾客被称为“公民"，而不是“成员”。

飞地台北店去年举办了138场活动。清迈店在最初的六周内举办了约20场活动。主题非常广泛：战争、女权主义、香港抗议活动以及城市和人际关系。

张洁平说，她不希望自己的书店只面向持不同政见者和青年叛逆者，而是面向所有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华人。

张洁平说：“我希望我的书店成为一个全球华人交流的地方。”

开办中文书店，即使是处于网络与人工智能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开启民智的重要渠道。2023年，有四家中文书店在东京开业。在美国至少四个城市以及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温哥华，受到2022年纽约成功举办的月度女权主义开放麦克风表演鼓舞，女权主义者也在举办类似的演出。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建立了数十个专注于LGBTQ、抗议和其他议题的非营利组织。

这些活动，旨在扩展文化中国。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和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也不以推翻中国政府为宗旨，尽管一些参与者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但组织这些活动的移民表示，他们认为学会无所畏惧地生活、相互信任并追求一个有目标的生活非常重要。

但是，即使是文化活动，也难免遭致无妄之灾。2023年3月来自中国大陆的并已经在台湾居住有十年之久的出版人富察，回中国大陆探亲后失踪，传已被北京当局拘捕。富察有满族血统，曾任职中国出版界。他在台湾创立八旗文化逾10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兴亡的世界史》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该出版社曾发表日本学者新着《新疆》。

在极权政府眼中，一切文化都是政治。所以，他们的逻辑终点，是文化大革命，即大革文化的命。在这样的国度里，文化是断无立足之地的。共产文化，就是消灭文化。因此，海外流亡者的文化中国事业，当然是懂得自己事业必须具备的生态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