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小事看蒋介石的大度(图)
佩戴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宋美龄与蒋介石。（网络图片）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着）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胡步曾，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50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
《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2册第1257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年5月22日的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是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4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1933年在东京时我曾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监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