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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国府重视文化教育 战火中设立西南联大(图)

2020-06-25 11:00 作者:谢泳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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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络图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

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

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

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

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

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

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

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

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

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

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

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份子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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