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冷战下美国政府的台湾方案(图)

二二八事件76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图片来源:  总统府/flickr） 

【看中国2023年11月16日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共产党中国崛起意味着东亚冷战局面益加严峻。美国政府基于西太平洋战略考量，不愿台湾落入敌对阵营手中，不再主张落实《开罗宣言》。

美国政府必须插手台湾问题、阻止情势恶化，但又不能大张旗鼓诉诸军事武力介入，以免引来帝国主义之类的批评，反给予苏联攻击口实，并担心毁弃战前承诺将招致中国民族主义剧烈反扑。这一整年内，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多次讨论台湾问题，擘划各种可能方案，避免台湾赤化，提出的三种主要方案包括：一是试探台湾独立运动，二为将台湾问题送上联合国处理，三是排除蒋介石、扶持地方性的非共中国政权（a local non-Communist Chinese regime）。

美国政府果真接触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FLR）、观察廖文毅等革命者、分析台独运动潜力；也利用机会将台湾问题送上联合国议程，期待透过集体决议分摊责任。但这两个方案都因主客观条件未臻成熟，无法获致圆满结果。

就在此时，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亚冷战情势升高，迫使美国政府加速推动对日和约，重新扶植日本作为东亚稳定力量。国务院顾问杜勒斯（John F.Dulles,1888-1959）所主导的对日和约成为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契机，在多方折冲下，一九五一年《旧金山和约》、一九五二年《台北和约》成功废弃《开罗宣言》，促使台湾法律地位未定成为战后迄今的特殊框架。

试探台湾独立运动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台南望族出身、东京帝大经济科毕业的邱炳南无时无刻不想脱离国民党统治的桎梏，他一度从母亲处取得大笔私房钱，打算逃到日本未果，后来打听到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在香港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正招兵买马，暗暗决定投身其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廖文奎兄弟在上海就曾透过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UP）、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AP）等媒体，发出台湾独立运动的诉求。十一月起廖文毅等人又以台湾再解放联盟文宣部名义，陆续向东京盟军总部麦克阿瑟将军、日本吉田茂（1878-1967）首相、首尔美国大使馆请愿，呼吁国际社会同情、支持台湾人的独立运动。相关媒体报导引起中国政府警觉，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特别在十二月施政报告时强力反驳，声明“台湾永远属于中国的”。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变周年当天，由廖文奎命名、以追求台湾独立为目标的台湾再解放联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廖文毅担任联盟主席。

有别于战后初期“欢迎祖国”的期待，这是台湾人首次明确向国际社会发出独立建国的呼声，宣告战后台湾独立运动正式展开。

在任职华南银行研究室主任的东大前辈林益谦引介下，邱炳南认识了任职于台湾银行的庄要传，共同起草台湾再解放联盟向联合国提出的〈台湾人公民投票请愿书〉。庄要传是艋舺人，日本统治时期读中学时曾被特高警察逮捕，释放后转赴内地求学。在中央大学法学部才第一年，他就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合格，但因殖民地人民没有担任外交官的机会，后来考入《朝日新闻》，战争时期担任香港特派员。

〈台湾人公民投票请愿书〉完成后，由邱炳南默记在脑中，然后搭机到香港，廖文毅专程接机。两人前往位于九龙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一号的廖文毅宅邸，邱炳南先以日文默写出请愿书草稿，再由廖完成英文打字稿。接着再前往美国政府驻香港领事馆，面见副领事谢伟思（Richard M.Service），后者将台湾人的请愿书润饰成道地英文、重新打字，经廖文毅签名后，寄送联合国秘书长。

随后，邱炳南返回台湾。但不久即在报纸上看到合众国际社、联合通讯社报导台湾人向联合国提出请愿、推动独立运动的消息。虽然请愿书出于自己的手中，但看到新闻刊出的邱炳南仍然感到极度震惊，立刻联络庄要传，决定离开台湾。

出发前夜，时年二十四岁的邱炳南向母亲说：“为了赶走国民党，我现在要赴香港。”母亲不畏缩地表达赞成。

庄要传的妻子是个敏感的人，她很快地察觉到枕边人的意图，一度大吵大闹要他放弃，否则将向台北市警察局检举。虽然两人已育有一子，妻子又正怀孕，但是庄要传心意已决。三十二岁的他哄骗妻子说要去上班后，直接潜赴香港，留下妻子独力抚养两个小孩。

天真的流亡革命家

台湾再解放联盟成员活动范围极广，从上海、广州、香港到东京都有他们身影，一九四九年起为发展组织也在台湾岛内活动。美国政府为了试探台独运动的可能性，驻南京大使馆和上海、香港、台北领事馆人员，以及盟军总部政治顾问和各级情报单位，都曾与该联盟人士密切接触，并评估其未来发展性。

驻香港领事馆副领事谢伟思可说是台湾再解放联盟组成初期接触最多的美国外交官，他提供给该联盟种种协助。廖文毅、黄纪男等人以香港为运动基地时，谢伟思与他们定期会面，掌握该联盟的诉求与实力，并密集向国务院远东事务司、中国事务司提出报告。一九四八年秋谢伟思向国务院报告，廖文毅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是一个反共、亲美的组织，宣称有三十万成员、整合十二个台湾人团体加入，估计达百万台湾人支持，希望透过联合国讬管、公投的途径获得自治或独立（self-government or independence）。但谢伟思认为，该联盟对于台湾事务尚无实质的影响力，在港发展也严重受限于财务状况不佳；为了获得在日台湾人的财力支持，希望往日本发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谢伟思的安排下，黄纪男、庄要传、林顺昌等三名联盟成员来到东京，他们持着谢的介绍信拜访了东京对日委员会美国代表团政治顾问史宾克（Charles N.Spinks）、麦帅首席政治顾问席博德（William J.Sebald,1901-1980）及手下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1906-1993）等人。他们希望寻求美国代表团的保护，努力说服盟军总部协助讬管台湾，并提供支持台独运动的活跃人士名单给美方。面对这些台独运动者在东京的积极活动，国务院方面态度谨慎：

即使我们政策上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但任何支持或鼓舞此一联盟的方式都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事。一则因为这个组织在台湾岛上草根力量的强度不无疑问，二则该组织的领导人太多话，例如其中一人向史宾克指出我们在香港的总领事对联盟及其活动非常友善，这将置我方政府于极其尴尬的位置上。

透过与廖文毅、庄要传等人密切接触，美方官员深入观察独立运动要角的人格特质。谢伟思很早就注意到廖言谈间过于坦白、性格天真，并不是一个称职的革命运动领导人，他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对廖文毅的观察：

廖文毅主要的兴趣是狗，他有两只赛特犬（Setter）、两只狼犬（Alsatian）、一只柯卡长耳猎犬（Cocker Spaniel），它们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廖文毅非常依恋狗狗们。他读了所有在香港可以取得与狗有关的书，并且非常享受与赛特犬一起在山丘上健行……

谢伟思在官方文书中对廖文毅的嗜好进行细微描述，乍看之下极为突兀、匪夷所思。但是，正是透过这些看似细琐的描述，驻港官员呈现了廖文毅并不具有革命家、谋略家特质，反倒更像是大户人家悠哉悠哉的“阿舍（a-sià）”。曾经亡命香港与廖文毅有过共事经验的邱炳南，日后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廖文毅在香港宅邸有个当地少见的庭院，爱狗的廖先生养了赛特犬等五只狗；为了从事革命运动而滞留香港的邱炳南虽然讨厌狗，却要和许多借住廖家的同志们一样，分担带狗散步的任务。邱炳南的描述竟与谢伟思高度吻合。

谢伟思认为廖文毅的兄长廖文奎较有远见，可提供该联盟政策意见与政治指导，但廖氏兄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或憎恨情感，对家族财产处置有歧见。

这些台湾再解放联盟成员一再向驻港美国官员要求协助和经费，甚至表示除非有美国的同情与帮忙，否则该联盟的企图终将失败。面对这群义愤填膺、却依赖美国支持的政治亡命者，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电文中如此描述：

廖〔文毅〕与黄〔纪男〕反复重述他们希望美国台湾政策允许时能够资助他们，这使他们看来像是廉价的政治投机者。我倾向相信他们的天真与坦白，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信任。如果我们需要傀儡，我的估计，这两位领导人及他们的组织将乐意与我们一起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可将中国赶出岛屿的方法，也因为他们喜爱美国人，并信任我们的利他主义。

东京盟军总部官员则透过庄要传，掌握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行迹并进行评估。其实，庄要传本身就对廖氏兄弟很不满意、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过度受中国思想影响，与台湾社会脱节，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们兄弟二人并不在台湾，根本无法感受台湾人的愤怒与痛苦，难以成为合格的独立运动者；更糟的是，廖文毅还与日本的黑市、走私活动有关。从庄要传所透露的讯息，美方观察到联盟的内部分歧、廖氏兄弟的不孚人望。

东京政治顾问史宾克也与台湾独立运动者接触甚多，他如此评价这些革命分子：

庄要传是个年轻、孩子模样的人，行事举止极为开放坦白，而且十分天真，很难给人是个密谋者的印象。林顺昌是廖文毅的秘书，和庄一样，也能说流利的英语，善变、爱好他自己的学术性观点。

我对台湾再解放组织的运动并无良好印象，至少透过庄与林所显示的，他们并未给我具有能力的领导者的印象，并且他们的想法似乎过于简单与天真。……像庄与林这样的人，表现并不让人印象深刻，很难说是具有革命者的特质。

不过，史宾克也同意，这些年轻人相当具有勇气，并有能力从事秘密活动，就像二战前的朝鲜独立运动者一样，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些年轻人有朝一日可以位居要津。

缺乏实力的独立运动

美方接触台湾再解放联盟，最关心的问题是该组织的政治实力与发展潜力。庄要传等人于一九四八年底前往东京后，主要目的是与在日本东京的美国当局建立密切关系，并动员在日台湾人支持独立运动，希望能在东京建立台湾人的临时政府。

但是麦帅首席政治顾问席博德认为，台湾再解放联盟争取在日台湾人支持的可能性不高，因为许多人已分别支持共产党或国民党政府。他判断，庄要传等人在日发展目标并非争取在日台湾人支持，他们真正想全力争取的是东京盟军总部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官员也从日本外务省取得〈台湾在日居民调查〉文件，日本政府将在日台湾人大致分为讬管派、民主派、国民党派、中共派，其中即使是讬管派都未必支持台湾再解放联盟，而民主派、中共派势力显然较为壮大。日本政府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该组织实力薄弱。

再解放联盟在台湾岛内的发展更为美方所关切。廖文奎曾于一九四九年初拜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柯保（John M.Cabot,1901-1981），抗议美国以军事装备援助国民党政府。他暗示国共内战一旦南京陷落，台湾人将会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抵抗行动，并有成功可能，因此呼吁美方应对台湾人自主性反抗行动保持中立。国务院为此向美国台北领事馆查证，总领事克伦兹（Kenneth C.Krentz）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再解放组织影响力甚小，且与其他团体缺乏整合，怀疑他们所说的武装行动都是夸大其辞；台北领事馆人员巡回全台，并未发现该联盟受欢迎的迹象。克伦兹评论该联盟“混合爱国心、不负责任与贪婪，除了昙花一现之外，效能令人怀疑”。

因庄要传等人不断向美方打听台湾消息，席博德怀疑这些人对台湾岛内情报根本掌握不足。为了评估台湾岛上发展独立运动的潜力，史宾克就教于前日本统治时期台北商业学校教授铃木源吾。铃木认为台湾人对中国人确实有强烈恶感，二二八事件后独立运动虽有组织化倾向，但仍处于地下化、规模甚小的状态，他怀疑独立运动能成为有效抵抗力量，也不相信会出现像二二八一样的另一次自发性暴动。

而该联盟成员不断要求盟军总部保护台湾、驱逐中国政府，此种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态度，令美方官员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些独立运动者“对问题过于天真的取向，令人感到厌烦”。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为掌握独立运动在台发展情况，一九四九年二月派莫成德（Livingston T.Merchant,1903-1976）来台秘密考察。三月他发给国务院的电文指出：

虽然我所知有限，但在我印象中目前台湾独立运动团体并未整合、成员大多对政治一无所知（politically illiterate）、组织不完美，整体而言不可信赖。无疑的，台湾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并持续增长中，但是有效的领导与组织仍未出现。

五月初，莫成德再度报告对台独运动发展情形的看法，认为“并无新证据显示台湾独立运动团体具有足够的人数、优良的组织、充分的武器、良好的领导能与国民党政府驻军抗衡，成功建立反共亲美的本土台湾人政府”。经过两个月的考察，莫成德回到华府后于五月二十四向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白德华（William W.Butterworth,1903-1975）提出备忘录，总结他对岛内台独运动势力的看法：

台湾人焦躁不安，且对中国统治者深深怨恨。但是，看起来他们并未掌握革命组织、领导、武器，以从事有效的起义，这将使统治者有方法与意图有效地快速、血腥地进行镇压。台湾人就像小孩想要糖果一样渴望着独立，他们对美国相对较为公正无私有着如小孩一般的信任，美国若支持陈诚，将毁掉这种信任。

从美国驻各地领使馆官员、盟军总部人员，到国务院官员的观察与评估，都对台湾再解放联盟的领导人素质、政治识见与手腕、组织发展与潜力有所保留，而独立运动者屡屡表达高度寄望美国政府出手协助介入的倾向，已让美方官员深感不耐烦。至一九四九年夏，美国政府便不再对台湾人的自主独立运动抱有期待，转而研究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处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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