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没有躲过文革，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批臭，尝尽人间耻辱。（网络图片）
在中共建政前后，亦有一些颇有才华的音乐人、戏剧家为其思想蛊惑，从而走上了为其宣传的道路，这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以及为一系列毛诗词、语录歌谱曲的李劫夫。
对于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是再耳熟能详不过的了，因为凡是重大场合都会演奏这首“充满了斗争精神”的国歌，自然对其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许多中国人也并不陌生。不过，很多人大概未必知道的是，创作这首曲子时，田汉和聂耳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而1949年后，一向崇尚暴力和斗争的中共将这首特定时期产生的歌曲选为国歌，想必也非偶然，或许冥冥中一切早有安排。但让人叹息的是，田汉和聂耳的人生结局皆充满了苦涩。
聂耳溺亡 田汉文革惨死
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农民家庭中的田汉，曾在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岁去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尤对戏剧兴趣颇浓。回国后，于1925年创办“南国社”，拍摄电影。1928年，他将“南国社”扩建为南国艺术学院。1931年1月，田汉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执行委员。1932年，受马列思想影响，加入中共，成为活跃在上海文艺界的一名地下党员。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中共势力趋弱，被迫退缩到偏远的农村，但是中共仍竭尽全力发展壮大自己，除了在农村，在城市亦采用隐蔽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剧联的成立就是方式之一。
根据中共的指示，剧联的主要任务是在国统区开展工人、学生和农民的演剧活动，开创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即通过文艺形式传播中共信仰。而业已成为中共党员的田汉也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创作了大量话剧。同时，他还与中共地下党员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通过创作所谓“进步”电影剧本达到“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宣传目的”（夏衍）。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戏剧、电影的审查制度并非如后来左翼作家在1949年后所描述的那样“反动保守”，而是相对较为宽松。国民党政府删除的电影镜头大多是有伤风化的，或者政治倾向明显的对话，对于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当时的左翼作家、艺术界人士在上海创作颇丰。
在这些活跃的左翼作家和艺术界人士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1912年出生的聂耳。
聂耳自幼喜爱音乐，中学时即受到中共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8年加入中共青年团，1930年来到上海，不久即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后参加“剧联”，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并从1933年开始为左翼电影、戏剧作曲。同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共。
就在田汉、聂耳等左翼人士在上海“反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上活跃着时，业已意识到中共乃是最大祸害的蒋介石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开始了对中共的围剿，但是随着1931年9月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东北和华北，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北上抗日。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军事准备的不足，蒋介石对日采取了“和战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通过外交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一方面则对入侵的日军予以抵抗，目的是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同时，蒋介石还密令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开战前的必要的军事准备。
国民党对日采取的“和战并用”方针让中共如获至宝，中共多方利用舆论批评国民党不抗战，从而在掀起民众抗日情绪的同时，将不抗日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同时借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而身在上海的中共文艺家们以及左翼人士在挑起中国百姓的激愤情绪方面可是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这其中自然包括田汉与聂耳。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反映民众抗日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随后为其谱了曲。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国民党所侦破，田汉在写完歌词后即与阳翰笙等人被捕，而聂耳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接受中共指示取道日本前往苏联。同年7月，他在日本溺水身亡，终年23岁。
由于聂耳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后出国的并以创作抗日歌曲而出名，加之其遗体从海中打捞上来时，发现“从口里流着少许血，头也出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少猜疑，有人认为他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或者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但是，有人在详细考证后，认为这样的推断是不可信的。原因在于：聂耳去日本时，其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定稿是去日本后寄回的，而电影《风云儿女》并没有传到日本；聂耳的日记和家信中都没有记载其受到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国民党并不知道聂耳去了日本；聂耳在当时的名气并不大。现在聂耳头上的“中国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为新中国成立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等等都是拜中共所赐。因此，虽然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错，但很可能由于不了解所游的水域，而遭遇了不测。据悉，溺水而亡出血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与早逝的聂耳相比，活到70岁的田汉的命运更显悲惨。1949年中共建政后，身为中共党员的田汉来到了北京，成为了戏剧界的高级领导人。由于他保留了文人的朴实和直率，敢于为戏曲艺人遭遇的不公大声疾呼，因此引起了中共的不满。尽管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却没有躲过文革，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批臭，尝尽人间耻辱。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记载：田汉在食堂吃饭，因为骨鲠在喉，吐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群众”遂勒令他把吐出来的东西吞回去，他只得乖乖照办。而且，他的儿子公开宣布与他划清界限。此外，由于田汉被打倒，《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被修改。
1968年，田汉在301医院形同监室的病房里死去。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人来收取他的一件衣物。
李劫夫的起伏人生
提起李劫夫这个名字，非音乐界的很多人应该十分陌生，但是当提到《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曾流行一时的红色歌曲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甚至还能勾起人们对那个疯狂时代的记忆，而李劫夫正是这些歌曲的作曲者，同时也是一系列毛诗词、语录歌的谱曲者。
1913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的李劫夫，原名李云龙。1937年受中共宣传影响，前往延安，在中共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工作。次年加入中共，1948年调到东北“鲁艺”音乐部工作，1953年担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后改为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担任院长。可以说，李劫夫一生中创作的绝大多数歌曲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说其是“红色音乐人”绝不为过。
根据大陆霍长河撰写的关于李劫夫的传记，李劫夫差点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所幸有人保护，躲过一劫。不过，在1959年党内“反右倾”时，李劫夫因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而被扣上了“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自知难逃一劫的李劫夫默默等待着自己被批斗，被抄家，但因受到“中央文革”的保护，他没有与其他同事一样遭受折磨和批斗。他选择了长期滞留在北京。
在此期间，李劫夫的创作登峰造极。他不仅为毛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而且还为那些不押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在那个时代被广为传唱。李劫夫也因此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过上了有滋有味的日子。
然而，这样一个为毛走向神坛立下汗马功劳的音乐人，却突然从1972年初开始，销声匿迹，其作品也被禁止播放。据悉，他被牵扯进了林彪事件。林彪1971年“出逃”后，中共开始了大清洗，而与林彪及其亲信黄永胜有过交集的李劫夫也走了霉运，被扣上“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
原来李劫夫在北京时，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他与黄永胜1943年就认识，黄是其上级领导。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再次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李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他将自己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便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有了这层关系，李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两人的夫人还以姐妹相称。这是李劫夫后来罪状的由来之一。
因两家关系亲密，李劫夫与夫人张洛了解了很多高层内幕，并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受到林彪接见后，李劫夫夫妇赶忙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这封信，日后自然成为李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向林彪“靠拢”的证据还有：1970年为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谱曲；1971年9月他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中共高层出事，他以为是毛病重，林彪接班，于是提前创作了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但只写了题目。
李劫夫的那首未完成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最终将他们夫妇二人送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一“学”就是五年多，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学习班”也没有解散的迹象。而就在这一年的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1981年，李劫夫创作的红色歌曲被解禁，继续毒害着中国人民。
结语
无论是聂耳、田汉，还是李劫夫，无疑都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才华的，但他们却用错了地方，尤其是后者更是登峰造极。聂耳幸好早逝，否则他也很可能如田汉、李劫夫那样，不仅助纣为虐、从精神上麻痹、毒害中国人，而且自己的性命最终也被自己服务的党所吞噬。他们可以说，是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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