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1939年，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在新四军云岭军部。
中共叛军逃离南昌 蔡廷锴率部弃暗投明
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程潜、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急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坐镇大后方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前国军参谋总长李济深，痛斥共产党谋害国民党，请宁方（南京政府方面）国民党合力堵截围剿中共叛军。
8月3日，南昌暴动第三天，中共令“北伐铁军”的师长蔡廷锴率其第10师作先锋开路，叛军主力跟在第10师后面，匆忙逃离南昌，向江西逃窜。
中共叛军从南昌出逃的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蔡廷锴主动率所部5000余人脱离共产党，使中共一下子就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而且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师。
原来，第24师师长叶挺为了拐走第四军的蔡廷锴第10师，利用蔡廷锴跟上司张发奎的关系不和，极力离间挑拨，煽风点火，鼓动他“脱离张发奎”，“打回广东老家”。蔡廷锴主要因为对张发奎不满，这才勉强同意跟叶挺南下，目的是返回广州。在“八一暴动”的前一天，蔡廷锴才到达南昌。
1932年，蔡廷锴（右二站立者）指挥以广西士兵为主的粤军第十九路军，在上海血战日寇33天，使日军四易指挥官。
“八一暴动”后，蔡廷锴发现自己被叶挺欺骗误导，此次暴动完全是由中共主导的，其目的竟然是为了打倒推翻南京和武汉的全部国民党。当时的蔡廷锴仅对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个人不满，不愿在其手下任职，而不是要反对国民党。他认为，自己跟叶挺等共产党人“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于是暗下决心，寻找机会“与共党分道扬镳”。
8月4日，在江西进贤县，蔡廷锴召开军中可靠人员开会，大家一致反对跟共产党走，决定弃暗投明。于是，蔡廷锴做好周密部署安排后，迅速甩掉中共叛军主力，遣散第10师中的30余名共产党员，率全师官兵进入福建；再转入浙江，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因为那里有拥蒋反共的蔡廷锴老长官陈铭枢。
红军拉民夫奸妇女 江西百姓闻风而逃
“八一南昌暴动”后，中共叛乱红军逃到江西境内，所到之处，百姓闻风而逃。叛军严重缺粮，伤病员也无医无药，士兵不断逃跑。
“前往瑞金，沿途农民对赤军越发仇视，落伍伤员常被农民所杀。行军途中，数日不见一人，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暴动赤军到达，仅剩48名六十岁左右老人。（李立三原文）”
红军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援助，狼狈不堪，军纪败坏，到处骚扰侵害百姓。“以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匪气十足，其所率领的第20军纪律极坏，开枪强拉民夫等事随时都有，甚至奸淫妇女。“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李立三原文）”
张太雷也承认，贺龙“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
中共红军南下逃跑途中，在江西瑞金、会昌等地和在广东潮汕地区，还不忘搞“阶级斗争”，在江西几天内便杀了30余个“土豪劣绅”及“叛徒内奸”。就这样，张太雷认为杀得还不够，以后要连“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
1930年代，中共红军在第二次围剿中。
黄埔桂军江西围剿 叛乱红军窜入广东
为防止中共红军南下广东，跟东江的中共澎湃农民赤卫队武装合流，坐镇大后方的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两广党政军最高长官）命黄埔系第33军军长钱大钧率领三个师、黄旭初（后任广西省主席，陆军上将）率留守广西的桂军两个师兵力入赣，围剿叛军。
8月上旬，中共叛军从江西抚州经广昌、宁都南下，钱大钧率黄埔第33军向会昌截击，黄旭初命第6师副师长韦云淞率徐启明、许宗武、叶丛华和第4师梁朝玑、郭凤岗共5个团兵力，进军雩都。
8月27日，叶挺、贺龙叛军以伤亡800余人的代价，强攻会昌，击败钱大钧第33军，钱大钧率部退到信丰。而桂军先头部队则在洛口遭遇叛军，叛军不断增兵，击败韦云淞指挥的桂军。韦云淞率桂军到会昌以南山岭坚守，贺龙、叶挺见桂军防卫森严，不敢再强攻，便转向福建汀州、武平、上杭。
由于叛军急需得到苏俄共产国际运往广州附近的军事装备和援助，周恩来、谭平山等人命令贺龙、叶挺率军自福建进入广东。9月18日，叶挺、贺龙、朱德叛军在大埔打败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所部，王俊率部撤退。韩江上游发现了叛军主力，在东江各地的中共澎湃农民武装纷纷起来响应配合。9月23日，中共叛军占领潮州。
广东省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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