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政治眼光 对极权鞭辟入里的观察(图)


梁实秋(左)与胡适(右)。(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维基百科)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先生在台北作古,海峡两岸的朋友、学生纷纷作文悼念。此时人们似乎已忘记,梁先生当初在与鲁迅的论战中,曾被这位左翼联盟的旗手指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中共建政伊始,“乏走狗”又升级为“反动文人”。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一段文字称:“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毛的一句话,就把梁先生打入“反动文人”之列。梁先生在大陆读书人的心中,除了“反动文人”之外,就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大约在梁先生逝世前后,大陆有几家出版社开始出版梁先生的散文集。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溢出效应”,1949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此后人们终于知道,这个“反动文人”兼“乏走狗”,原来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代散文圣手,在中西文化之间辛劳笔耕整整一个甲子。

梁先生的文字隽永、取材自由、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同时作为翻译家,梁先生独力完成莎士比亚全部剧作40册加3卷诗集的翻译,耗时38年之久。作为学者,梁实秋还留下一部百余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以及其他多种英汉词典与教科书。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梁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评论家。梁先生的政治评论,既追求思想自由,有明确的宪政诉求,同时对极权主义及其以掠夺为目标的公有制,有着清醒的认识。梁先生的政治评论眼光犀利,分析入木三分,即便在今天看,依然不失启迪意义。

梁先生的政治评论,始于《新月》初创的年代。谈梁先生的政治评论,须从《新月》开始。至今大陆仍有人将梁实秋归入“新月派”,这是CCP别有用心的讹传。上世记50年代末,梁实秋有《忆》一文问世,其中谈到:“我有时候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缄默,不加以辩驳,恐怕这段事实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段回忆的主要动机。……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

《新月》创刊于1927年,当年梁实秋与友人余上沅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因避兵乱,学校无法上课,二人遂携眷由下关搭船到上海。余上沅先后就读于匹茨堡卡内基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后在南京主持戏剧专科学校约10年。中国人最早演出莎剧《威尼斯商人》,译者是梁实秋,导演即余上沅。上沅先生后期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文革中深受迫害而逝去。早已定居台北躲过此大劫的梁实秋,曾写下《悼念余上沅》一文。

《新月》的创办,原出于胡适与徐志摩一时兴之所至,既不为牟利也无所谓宗旨。这一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的第二年,徐志摩在上海先后找了余上沅与梁实秋,又约了潘光旦、闻一多等好友,打算以潘光旦在马浪路(今马当路)的寓所为中心,办一个刊物和一家书店。沈从文、叶公超、罗隆基、邵洵美等朋友也常聚会于此高谈阔论。徐志摩意将刊物命名为“新月”,源自他在北平已成立“新月社”。这是一个以知识界人士为主的沙龙,“新月”二字套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任翻译。

《新月》创刊后,梁实秋关于人性文学的主要文章陆续发表,与鲁迅的论争也始于此。有人将梁鲁之争与国共之争联系在一起,认为“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实秋。这样,鲁、梁之争,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一场轰动一时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邪说的映照,言下之意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鲁迅固然左倾,曾与共产党在一条船上,然而梁实秋其实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文学家,从未信奉三民主义,也不依附大权在握的国民党,对国民党的批判指责同样口无遮拦。1935年在《自由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算旧帐与开新张》一文中,梁实秋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将梁、鲁之争与国共之争相提并论,即便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起码也是无知。值得深思的是,1949年以后,“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国民党100倍的CCP,施行极权主义暴政,吓得知识份子全体脆下,还有谁敢说一个“不”字?

梁实秋的政治眼光与自由主义倾向,最早体现在《新月》第2卷第3号上发表的《论思想统一》一文中。文章正是针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观,针对国民党的思想禁固政策而发。这一年梁实秋26岁,文中公开亮出了他反对思想统一的理由: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依然光彩四射,令人心生敬意。《论思想统一》发表前后,罗隆基回国加盟《新月》,《新月》政治色彩也更趋浓厚。罗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知识界最早讨论人权问题,也是罗隆基在此时提出。梁实秋、罗隆基、胡适曾有《新月》政治评论三剑客之称。“一二九”运动后,梁实秋发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一文,明确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

梁实秋与罗隆基、张东荪等人创办了《自由评论》周刊后,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自己“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文章从三点分析对共产极权颇具理性的见地,其中第二、第三点,至今对大陆遭受长期洗脑的臣民而言,仍不失醍醐灌顶的启迪: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这是对中共极权鞭辟入里的观察,不含丝毫情绪色彩。梁实秋对关于私有资产制度的真知灼见,就连现今大陆的大批经济学教授也应感到脸红。

到了1944年,介公领导的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反攻阶段,中共趁机抢夺天下的野心也暴露无遗。梁实秋在《华声》先后发表两篇政治评论:《我对于中共问题的一个看法》与《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进一步显示出他对宪政制度的追求,以及解决中共问题的大智慧。他在文中指出:

只有实施宪政,中共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实施宪政之后,国民党还政于民,国民党退居普通政党的地位,当然所有的中央军队一齐都是国家的军队了。到那时候共产党没理由再继续保持“陕甘宁边区”和他的特殊的军队。一切是民主,一切是听人民的意思,任何党只能争取民众做他的后盾,任何党不需要武力来支持。如果有任何一党仍然拥有武力割据地方,那便是叛国行为……

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智慧最光辉的结晶,可惜在蒋经国先生之前,国民党高层缺乏这样的真知灼见,加上接踵而来的苏共强势渗透与对中共的支助,以及华府盲目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至此大陆彻底陷于黑暗。

宪政制度的方向,就是人类文明的方向。竭尽全力阻挡宪政制度的中共,对人类文明正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势力。梁先生不仅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而且是一位清醒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的“多少问题”与“有无问题”之间,比其他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包括张东荪、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在内)看得更透彻。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他在1949年忍痛离弃大陆,选择台湾定居的原因。比起同时代大批知识精英的观望与等待,最终惨死共产暴政之下,显得何等睿智?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1987年梁先生仙逝前的20余天,台湾的思想自由终于实现,不同声音终于解禁,台湾的政治制衡结构也终于形成——曾经遭梁先生抨击的一党独裁制度,从此在中华民国告终。

上世记80—90年代,大陆出版的各种梁实秋文集,全限于散文小品,绝无政治评论方面的片言只语。原因很简单:梁实秋的政治评论,说出的是真理,击中的是中共极权的要害。

早在1935年,梁实秋即忧心忡忡指出:“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着?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

而今80余年过去了,早已夺取天下的CCP,其极权与反人类恶行更是变本加厉。大陆不必说了——知识界的话语权早被剥夺。为什么台湾知识界面对CCP咄咄逼人的气势,依然如此麻木?为什么面对CCP将“一国两制”的阴谋,企图由香港推向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中的老一代人,却患了软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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