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地方杀夫案，日后竟轰动北宋朝野。(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一桩地方杀夫案，日后竟轰动北宋朝野，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罕见的案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诲上奏“十事疏”，弹劾王安石十罪，其中一罪便有此案。
案情始末
《宋史》记载：熙宁元年（1068年），登州民女阿云，于母丧期间被聘给韦男，阿云嫌弃韦男长相丑陋，一晚趁他在田舍睡觉时，带刀去杀他，连砍十多刀，砍断韦男一根指头，没有杀死。官府找不到凶手，怀疑是阿云所为，将她抓起来审讯，还未用刑，阿云便认罪了。
地方判决流放
古时，谋杀亲夫属人伦大恶，无论结果，一律斩刑。然初审此案的登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是在母丧期间许配给韦男，案《宋刑统‧户婚律》规定属于“违律为婚”，即婚姻无效，所以阿云杀伤的是普通人，而非亲夫，应作一般谋杀案处理。
若作一般谋杀案，案《宋刑统‧贼盗律》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阿云是谋杀已伤之罪，应判绞刑，但是许遵认为阿云被官府逮捕，一经审问便招供认罪，自首成立；这是其一。
其二是许遵认为谋杀是“有所因的杀伤罪”，并援引律条“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也就是说视“谋”与“杀”为二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而“谋”是“杀”的所因之罪（犯罪原因），如此一来，阿云谋杀已伤，自首，得免蓄谋之罪，只问一般杀伤而不追究谋杀，且案《嘉佑编敕》敕文规定“因疑被执招承（即自首）”得减罪二等，这样阿云的命就留下来了。
许遵的这一项判决引发极大的争议，使得日后阿云案的诉讼层级一再升高，前后经历审刑院、大理寺、刑部、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最后甚至上达至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其牵涉之广、历时之久，相当罕见。而其中最大的分歧点则在于谋与杀是一事还是二事？是有所因还是非所因之罪？
中央裁定死罪
许遵的初审结果送至中央司法机关覆核，审刑院和大理寺裁决阿云应以“谋杀已伤论死”（绞刑）。许遵不服，朝廷便将案子交予刑部复审，裁决结果同审刑院和大理寺。许遵仍不服，复言：“刑部定议不公，今弃敕文不用而判死罪，阻塞罪人的自首之路，失去‘罪疑惟轻’之义。”请求将案件发至两制检讨，于是宋神宗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一同商议。
司马光的“原心定罪”
司马光说道：凡议法者，当先推究立法的原意，然后可以断狱。根据律意，“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说明杀伤之罪不可以用自首，但是具有“别因”的杀伤之罪，比如盗杀、劫囚之类，本无杀伤之意，情急之下导致杀伤，则可以在自首后，得免所因之罪（窃取财物），以故杀伤（持刀伤人）判刑。
然杀伤之中，可分为二等：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则谓之“谋”；率性行事，毫无顾虑，公然杀害，则谓之“故”。谋者重，故者轻。今因犯他罪而杀伤人者，自首后，他罪可免，杀伤之罪不可免，但是从谋杀罪则太重，从斗杀罪又太轻，所以参酌其中从故杀伤法也。
今日许遵欲将谋与杀分为两事。谋杀、故杀都是杀人，如果谋与杀是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不也是两件事了。况且一个人平日在家谋虑要杀人，但没有行动，有什么罪可以自首的？“谋”只有在实际犯罪后才有意义，谋杀不能拆开来看，是以“谋”不能作为“杀”的所因之罪。臣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王安石的“罪疑惟轻”
王安石言：《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因斗、因劫囚、窃囚……这些杀伤皆有所因，唯有故杀伤无所因之罪，所以《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所因之罪在自首后得以免除，但是剩下的杀伤罪尚未有明确的律文规定，唯有故杀伤是无所因而杀伤，这才从故杀伤法。
今日刑部认为图谋画策专为杀人是无所因之罪，臣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涵盖了三种犯罪，即蓄谋杀人、谋已伤和谋已杀，并分别处以徒三年、绞和斩，岂能说“谋”不为“杀”之因呢？
再者《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从轻原则），则当“举重以明轻”，既然作为重罪的盗伤人者（斩刑）尚得免所因之罪，相对较轻的谋杀伤人者（绞刑）当然也可以免所因之罪。臣以为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在用刑之前认罪），合从绞刑减二等论处。
最终神宗采取王安石的意见，于熙宁元年七月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于是阿云由绞刑减刑为流放2500里。但是阿云案并没有就此结案，争议还持续延烧。
隔年八月，司马光再次上奏道：“执条据例是官员之职，原情制义是君相之事。分争辨讼，没有‘礼’就不能决断，礼之所去，刑之所取。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又岂是难以决断的案子呢？谋杀是一事还是二事，谋是所因还是非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所争论的，哪里是明君贤相该去留意的！此案议论一年多后成法，终是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处投诉，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参阅《宋史》及《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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