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惨遭暴打 胡耀邦晚年仍怕中共“揭发批判”(图)


胡耀邦文革遭毒打晚年仍惧中共“揭发批判”。(网络图片)

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被揪斗,惨遭毒打,后被定为“三反分子”,强制下放进行重体力劳动“改造”。一直到晚年,胡耀邦对中共的“揭发批判”仍然心存余悸和恐惧。

多次被揪斗 惨遭红卫兵毒打

大陆作家叶永烈2001年对胡克实的采访和其他知情者的撰文,使得人们了解到胡耀邦在文革期间的悲惨经历。

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在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是“暗箱操作”,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中央文革小组”借机说是受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极左思想的红卫兵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

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

农场“劳动改造” 两年整死7人

1969年5月,胡耀邦只身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并被剥夺的工作权利和应有的政治权利。

军代表把胡耀邦当成“三反分子”,放在一连,实行监督改造,加强管制。因为一连大多是团中央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军代表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胡的“改造”。

据黄湖农场一连连长说,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房子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像胡耀邦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人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胡耀邦当时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干活。每次出工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无论是托坯和泥,运砖拉石,推谷晒场,风车扬麦,插秧割草……什么苦累的活他都干过。比如托坯吧,一个土坯重约25斤,最棒的小伙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块,而他却用足体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块。

当时团中央和各直属单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2000人,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达7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领导干部钱大卫(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知名作家吴小武等。

军代表的特权

在农村死人的情况下,军代表却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把打鸟、打鸭子、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广大干部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带有青少年子女的干部,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相反,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

一次,该连长因汇报工作,闯进了军代表的办公室,发现他们围在炉旁煮鸡吃。他们不仅常到集市上买王八做汤食肉补养,还买王八往北京家里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的军代表特意打电报到信阳,要他代他们买活鱼,设法捎到北京。

晚年仍惧中共“揭发批判”

1972年秋,周恩来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胡耀邦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军代表为了定胡耀邦的罪,捕风捉影,把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胡耀邦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

由于文革期间的惨痛经历,胡耀邦直到晚年,对中共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仍然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

胡耀邦最后一任政治秘书刘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披露,生活会后,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小平对他很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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