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事件下的产物“明显陵”(图)


“显陵”,是明朝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最初的规制是藩王墓,后来升格为帝王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明代风水学成熟的代表作

“显陵”,是明朝一座非常特别的帝陵,明朝皇帝的陵墓群(明十三陵)皆位于北京平昌区的天寿山下,而显陵却是个例外,坐落在湖北省钟祥市东北的纯德山上。陵区倚山面水、负阴抱阳,地势绝佳,占地面积183.13公顷,是明朝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

整个陵区外围有一道环墙,南北两端较窄,中间腹区较大,就像个瓶形,故称为金瓶形的外罗城;传说可以纳祥。外罗城外有一个大水池,在风水学上视为外堂之位,故称“外明塘”。陵园内有一条蜿蜒的“九曲河”,是从后山引进的,迂回曲折、盘绕如龙,由内向外流入“外明塘”中,符合风水学“行龙必有水辅,气止必有水界”的理论。

进入陵区,走在中轴“神道”上,依序经过旧红门、睿功圣德碑亭、石像生群(即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和文臣武将的石雕像)、棂星门,再抵达祾恩门。门前有一个圆形水池,称为“内明塘”,与“外明塘”相互呼应。相传九曲河被喻为水龙,神道被喻为旱龙,两龙缠绕,有五次交错,每次的会合点上皆设有石拱桥。两条龙和圆形水池,是双龙戏珠的象征。

过了祾恩门,来到方城明楼,以此为界,“前朝后寝”。一般来说是一陵一宝城,但是显陵却是一陵二宝城,成为明朝的孤例;不过前宝城空置,后宝城则合葬明世宗的双亲。

“大礼”之争下的产物

显陵最初的规制是藩王墓,后来升格为帝王墓,中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朝廷争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事件(1521-1524)。“大礼议”的全称是大礼之议,争论的是显陵主人兴献王朱佑杬的尊号之称,其肇因还须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谈起。

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驾崩,事发突然,大臣们措手不及。武宗无子,也无同胞兄弟,又无事先预立皇嗣,故有关皇位继承人一事,只好交由昭圣皇太后与内阁大臣们共同商议。

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们引用《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选择继承人的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是:皇帝死后无子,必须由他的“同胞兄弟”继承皇位。但是武宗无子,也无同母兄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廷和等做了一个变通,将“兄终弟及”的规定扩大应用到武宗的祖辈(宪宗)上。至于为何不是从武宗的父亲(孝宗)那一辈寻找继承人?是因为孝宗一系已绝子绝孙。

兴献王朱佑杬是宪宗的第四子,依照杨廷和的想法,应由他继位;但因兴献王在正德十四年(1519)病逝,最后就由他的独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杨廷和颁布〈武宗遗诏〉向天下宣示新皇帝,然而在这份遗诏中,未说明朱厚熜是以何种身分继位,只是写着“嗣皇帝位”;因着这一点,日后成为“大礼”之议的导火线。

朱厚熜登基后,改元“嘉靖”,是为明世宗。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杨廷和认为,奉《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外藩(小宗)要承接帝统(大宗),就必须成为孝宗的过继儿子,如此才符合礼法。但朱厚熜自认为“继统不继嗣”,自己是兴献王的儿子,而非孝宗嗣子。

到底朱厚熜是直接入继帝统,还是先要过继给孝宗后才能登上帝位?朱厚熜与内阁大臣们对此认知不同。于是当朱厚熜预追其生父兴献王的尊号时,双方便由最初的争论,发展到最后的极端对立;“大礼”之争由是而起。

最终朱厚熜以皇权压迫,血溅大明宫(史称左顺门案),为历时三年的“大礼”之争画下句点。

凝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随

一座三度空间的立体建筑,可以是一国或一民族的信仰、文化、历史、技术和艺术的展现。尤以中国古代建筑更是凝聚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随,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工不曰人而曰天”,显陵的格局寄讬着“天人合一”的信仰,应用先秦诸子著述中“形”与“势”的概念,使建筑主体与山川水系相互协同,全其自然之势。同时遵循典礼规制,以山向为基础划定中轴线(神道),表达“居中为尊”的传统观念。在中轴线上序列配置宫门、碑亭、桥涵、石像生群、门坊、殿座和宝城等,大大小小层次丰富,不仅合于人伦道德和礼制秩序,也展现帝陵的宏大气势。又因着升格改制,所添增的一砖一石将“大礼议”事件深深刻印在大地上,留予后人追想。

这座凝聚信仰、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明朝显陵,在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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