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组图)


“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图片来源:Pixabay)

1961年,一个头秃、近视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他被指控是战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等种种严重的犯罪。

在证据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服从命令”“尊敬的阁下,我只是依令行事”“我必须服从,而服从是一种美德”。

在邻居眼中,这男人是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养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带上镣铐,很难会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

但在审判者眼中,这个男人却是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刽子手,他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机器”中,扮演过小角色----阿道夫.艾希曼。

谁是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的正式职务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这个官衔虽然不算很高、算是个小角色,但他负责的部门很关键— —整个德国的犹太事务。

纳粹早期计划驱逐犹太人时,艾希曼就负责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审查犹太人的报纸、取缔犹太人的机构。到后来纳粹准备对犹太人赶尽杀绝时,艾希曼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输到集中营,再送进毒气室去。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有一间犹太事务办公室,因此被称之为“艾希曼办公室”。

二战期间,艾希曼正是在这间办公室内,伏案埋头,决定着千万犹太人的生死存留。签一个字,某地的犹太人就会被赶上列车,转送到千里外的集中营里。再大笔一挥,某集中营几万犹太人的性命就画上了句号。凭借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艾希曼获得了诸如“犹太人的沙皇”、“种族谋杀的经理人”、“大审判官”、“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最终解决者”等等可怖的邪恶称号。

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艾希曼理应作为战犯审判。但在纳粹帝国败亡时,他却脚底抹油,不见了。

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才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

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回了耶路撒冷,在全世界瞩目之下,阿道夫.艾希曼经过公开审判后被绞死。


电影《最终行动》讲述了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图为主角与导演在纽约接受采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什么是“平庸的恶”?

所谓“平庸的恶”就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平庸的恶”是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出的。他在参与庭审后,将观感总结成一本书—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书中提出了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阿伦特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艾希曼并不是想像中那样——是一个可怕的虐待狂、一个病态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木讷、愚钝的办公室职员。

在深思熟虑后,阿伦特选择相信艾希曼对自己的辩护。他总结:

“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 —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

“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说:“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 —对人性、良知缺乏思考能力,对邪恶的麻木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

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官衔不高的“小角色”最终没有逃脱大审判,他的“我只是服从命令”、“服从是一种美德”只是自我圆说的辩解而已,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有人性的,而善良才是人性中的美德。

就像那位犹太学者阿伦特说的,确实有很多人不对人性、良知加以思考,对邪恶的“命令”麻木的执行,自以为是“小角色”,不用承担多大的责任。

选择人性、听从良知,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对罪恶的冷漠、麻木,就是一个“丑角”,丑角不分大小的。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较之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迫害时间更长,迫害人数更多,迫害原因更加荒谬,迫害手段更加阴毒、残忍,有多少中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机器”中,扮演着“小小的角色”,用“服从命令”的想法掩盖了心底的良知。

如今,逾4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组织,彰显出中国人对中共专制的厌恶,对公正的民意、对人权、自由的向往。即使明天中共倒台,我们都不会感到惊奇。

中共垮掉之后,大审判就会开始,协从中共作恶的,无论角色大小都逃脱不了。

一位律师说过,“今天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就是你们明天被审判的罪证!”

大善大恶、大是大非的面前,没有“角色”的大小,只有正与邪、善与恶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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