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组图)

“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图片来源：Pixabay）

1961年，一个头秃、近视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他被指控是战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等种种严重的犯罪。

在证据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辩解：“我只是服从命令”“尊敬的阁下，我只是依令行事”“我必须服从，而服从是一种美德”。

在邻居眼中，这男人是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养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带上镣铐，很难会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

但在审判者眼中，这个男人却是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刽子手，他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机器”中，扮演过小角色----阿道夫．艾希曼。

谁是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的正式职务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这个官衔虽然不算很高、算是个小角色，但他负责的部门很关键— —整个德国的犹太事务。

纳粹早期计划驱逐犹太人时，艾希曼就负责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审查犹太人的报纸、取缔犹太人的机构。到后来纳粹准备对犹太人赶尽杀绝时，艾希曼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输到集中营，再送进毒气室去。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有一间犹太事务办公室，因此被称之为“艾希曼办公室”。

在二战期间，艾希曼正是在这间办公室内，伏案埋头，决定着千万犹太人的生死存留。签一个字，某地的犹太人就会被赶上列车，转送到千里外的集中营里。再大笔一挥，某集中营几万犹太人的性命就画上了句号。凭借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艾希曼获得了诸如“犹太人的沙皇”、“种族谋杀的经理人”、“大审判官”、“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最终解决者”等等可怖的邪恶称号。

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艾希曼理应作为战犯审判。但在纳粹帝国败亡时，他却脚底抹油，不见了。

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才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

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回了耶路撒冷，在全世界瞩目之下，阿道夫．艾希曼经过公开审判后被绞死。

电影《最终行动》讲述了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图为主角与导演在纽约接受采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什么是“平庸的恶”？

所谓“平庸的恶”就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平庸的恶”是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出的。他在参与庭审后，将观感总结成一本书—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书中提出了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阿伦特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艾希曼并不是想像中那样——是一个可怕的虐待狂、一个病态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木讷、愚钝的办公室职员。

在深思熟虑后，阿伦特选择相信艾希曼对自己的辩护。他总结：

“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 —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

“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

汉娜·阿伦特在书中说：“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 —对人性、良知缺乏思考能力，对邪恶的麻木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

“小”角色逃脱不了大审判

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官衔不高的“小角色”最终没有逃脱大审判，他的“我只是服从命令”、“服从是一种美德”只是自我圆说的辩解而已，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有人性的，而善良才是人性中的美德。

就像那位犹太学者阿伦特说的，确实有很多人不对人性、良知加以思考，对邪恶的“命令”麻木的执行，自以为是“小角色”，不用承担多大的责任。

选择人性、听从良知，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对罪恶的冷漠、麻木，就是一个“丑角”，丑角不分大小的。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较之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迫害时间更长，迫害人数更多，迫害原因更加荒谬，迫害手段更加阴毒、残忍，有多少中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机器”中，扮演着“小小的角色”，用“服从命令”的想法掩盖了心底的良知。

如今，逾4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组织，彰显出中国人对中共专制的厌恶，对公正的民意、对人权、自由的向往。即使明天中共倒台，我们都不会感到惊奇。

中共垮掉之后，大审判就会开始，协从中共作恶的，无论角色大小都逃脱不了。

一位律师说过，“今天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就是你们明天被审判的罪证！”

大善大恶、大是大非的面前，没有“角色”的大小，只有正与邪、善与恶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