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负罪潜逃”香港记(图)


倪匡(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港台《铿锵说》)

倪匡祖籍浙江镇海,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母均为早年国家下大气力培养起来的精通俄语的高才生。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倪匡从小就不喜欢汉字之外的文字,更多地继承了父母对语言的敏感和凝练表达。

除家境尚好外,小时候的倪匡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不过,因为沾了父母会说外国话的光,倪匡甚得学校老师的喜爱,常常被破格分入好的班级中。但即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从未进过上游,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抄旁边同学的试卷,才能勉强混个及格分。不过小时候的倪匡有个嗜好——喜欢看书。开始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后来看英、法、德以及苏联的翻译小说,再往后看起了美国的冷门小说。初时,倪匡对书中人物和故事不得甚解,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慢慢地,数个国家百十部经典著作中的异域风情和各类人物,令他眼界大开。多年后,倪匡写出名堂时,他这样感慨:“人脑和电脑一样,都是要先输入很多材料才会运作。”事实上,少年时的博览群书,让倪匡大大受益,为日后的创作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十六岁半时,倪匡“撞”上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机会——之所以说“撞”,是因为有种“歪打正着”的意味。那一年,倪匡刚读高中,每天耳闻目睹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运动,心中那股不安分的火苗也慢慢地烧了起来,从此不再好好读书,而是整天幻想着抓捕不法份子报效国家。有一天,他在街头闲逛,路过一座桥时,看见石柱上贴着一张布告,原来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在招生。

他掂量下自己,虽然没满十八岁,好歹也是中学程度,况且还读过好多小说,能够胜任和不法份子面对面较量的差事。于是填表报名、检查身体、文化考试,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如愿被录取。但进去之后倪匡才发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只是一所政治思想训练学校,训练三个月后直接送进部队去协助地方政府搞社会主义建设,压根就和搜查与抓捕不法份子不沾边。

倪匡心里失望至极,但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毕业后,倪匡随军转战皖苏等地,参加治理淮河和建设农场;到了1956年,又远赴内蒙古垦荒屯田。内蒙古天远地偏,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但倪匡没有叫苦喊累,每天干劲十足。或许是“天高皇帝远”的缘故,部队里的部分干部子弟横行霸道,他们抢夺饭食,还逼迫他人“出让劳动成果”,加之部队动不动就召开思想汇报会和自我检讨会,让年轻气盛的倪匡感到极度不满,因而常常牢骚满腹,有时候还不计后果地跟上级发生激烈的争执,结果很快就成了批斗的对象,天天被拉出去游行示众。

更加残酷的是,在漫天飞雪的冬天,倪匡每天都要面对饥饿和寒冷的侵袭。有一阵子,因风雪太大阻断了道路,运送煤块的大车迟迟没能到来,眼看着自己和另外几名战友就要被冻死,倪匡就跑出去把小河上的木桥桥板拆下来生火取暖,不想却因“破坏交通”(这在当时是反革命的大罪)被隔离审查。听说要判刑十年,倪匡慌了,偷了一匹马连夜逃了出来,咬牙扒上一列火车来到了大连,而后混上一艘客轮继续南逃,一路上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和垃圾桶里的剩饭充饥,最终于1957年7月偷渡到了香港。就这样,一个原本根红苗正的合法公民,从此成了“负罪潜逃的案犯”。

站在香港街头,倪匡举目无亲。为了生存,他进入一家染厂做杂工,但收入甚少,一天只有两块半工钱,就这还得让工头抽去一部分。为了增加收入,倪匡开始动脑筋。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小说后,他自信自己也写得出来,而且能写得更好,遂动起了投稿的心思来。

有人说,一个作家最初的创作,多半跟他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人生际遇有着很大的关联,这话用在倪匡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夜里,倪匡趴在地铺上开始构思小说《活埋》。当时二十二岁的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涉足土改题材,讲述了土改时一个地主婆抱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场景虽小,但类似“土埋过胸口时,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就好了,不闷了”之类的语言,却让人读来甚感压抑和难过,绝对想不到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作品在《工商日报》发表后,好评如潮,就连倪匡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篇花了一个下午写出来的小说,竟然赚得了九十元的稿费,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这让他欣喜不已——原来在香港是可以靠写稿来养活自己的。很快,倪匡又写出了散文《石缝中》和以蒙古草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呼伦池的微波》,投给《真报》和《新闻天地》后,不但拿到了丰厚的稿费,还在香港市民之间掀起了一股讨论大陆文化的热潮。从此,倪匡不再做杂工,专心写起稿来。

谁能想到,一次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转行,却令倪匡峰回路转,从此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很快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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