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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子粮票害我错过了漂亮老婆(图)

粮票轶事

2022-05-20 06:00 作者:韩丽明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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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16:9)
毛时代粮票曾经是我们的命根子。(网络图片)

毛时代粮票曾经是我们的命根子,粮票比黄金都要贵重。那时,仅仅有钱是不行的,想要活命就离不开粮票,那个一指宽的小条条就能把人彻底制服。记得我看《沙家浜》时就曾想:沙奶奶养活17个伤病员,哪来的那么多粮票?

为什么中国人吃饭非要粮票?记得读初中时,政治老师郑辉豪和我们说,这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特务来大陆进行活动。如果我们人人都发粮票,特务没有,进入大陆,就把特务活活饿死了。

那时的人按职业分成十等,每月口粮差异很大。就拿普通市民来说吧,每月供应粮为27斤,按30天计,每天9两。逢小月富余一天,但逢大月就差下一天。儿童按年龄大小递减。如果不想有一天饿肚子,就需要精打细算。不少人家做饭前,都要上称约,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

孩子多的人家,饭熟了要按人头来分份。孩子们经常因为数量多少而打架,当母亲的只好把自己碗里的饭,拨拉给闹事的孩子一些。可怜那些年的母亲们,从来也没吃过饱饭。多数母亲先给家人分完饭,然后就眼巴巴地看哪个孩子有剩饭,有剩饭就吃一口;没剩饭,锅里的菜汤,笼里的残渣,扣下来泡一泡,也算一顿。

记得有一年皇恩浩荡,党中央批准市民可以提前一天购粮,激动的人们热泪盈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最早关于粮票的记忆是在1960年。那年夏季的一天,母亲发现我生病发高烧,情急之下把刚刚领来的粮票塞进一本杂志中。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粮票的去处了。这可是全家一个月吃食堂的粮票啊!没有了粮票,食堂不能去,饭馆里的主食也不能买。

大约有两三天,父亲长吁短叹,母亲以泪洗面。那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已经忘了,只记得后来终于找到了那些粮票。全家人喜出望外,从食堂里买回了许多“意外获得”的米饭和馒头,一直吃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止。

还有一次,我没事在家翻粮本(见鬼了,粮本有什么好看的?)发现有一个月竟然余一斤粮。当时激动的心情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立即告诉了父母。他们开始不信,经反复核算,确信无疑,马上到粮站取出粮票,买了一斤饼干。那天全家比过年还高兴。

还是那年,父亲听说郊区八里庄饿死了一头牛,能买到牛下水。家中老小很久不知肉味了,他决定去买点解馋。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找到那个地方,连牛毛都没看见,知系误传。父亲此时已精疲力竭,若空着肚子往回走,很可能饿毙于路上。幸好他带了二斤粮票,于是买了五个窝头,吃了一个,提着四个往家走。回到家里,一掏衣兜,顿时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粮票竟然不见了。他在身上翻了个遍,就是没有。两眼直冒金星、浑身出满虚汗。来回白跑了十多里地,牛下水没有吃上,反倒丢了一斤粮票。父亲越想越窝囊,为这斤粮票急火攻心、彻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他就顺着昨天那条小路去找。

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树棍在路旁草丛中扒拉。大约搜索了四五里路,父亲终于在灌木枝头找到了那张粮票。他跪在地上激动地亲吻它,脸上兴奋的流光溢彩。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地感叹:爹亲娘亲也不如粮票亲呀!

1963年,我在呼市五中念书时,班上有个同学是农村户口,只有他爸爸一个人在城里上班。他家徒四壁,生活异常艰难。母亲患结核病卧床,他也瘦骨嶙峋,经常课间晕倒。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吃不饱饭,严重营养不良。于是我们几位同学私下沟通后,一起从家里偷出些粮票和吃的给他们家送去。记得那是春节前,他们家冷锅冷灶,他的妈妈捧着粮票从床上爬下来,硬是给我们几个孩子磕了头。那天,他妈妈泪流满面,窗口射进来的光线照在她苍白脸上,望之令人心碎。那情那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还有个同学,那年还未嫁人的小姨从河北农村老家来呼市伺候他病重的姥姥。一天去粮站购粮不小心把粮票本弄丢了。他妈下班回家后非常生气,埋怨个不停,小姨不停地啜泣,说要回去。他妈也在气头上,就直接答应了。他小姨当天也没人送就坐火车回去了。事搁多年,他爸还在怪怨她妈是冷血动物。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内蒙电建公司当工人时,属于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45斤。好像装卸工、起重工更多,最高可以达到60斤。由于那时的副食不行,尤其肉是定量供应的,人们的饭量奇大,每天总是饥肠辘辘的。

那时的供应粮,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其余全是玉米面。那时的玉米是东北马牙玉米,又粗又长,脂肪、蛋白含量极低,喂牲口都不好好吃。窝头苦涩难咽,在嘴里越嚼越多,就是咽不下去。吃到后来,有的师弟实在咽不下去,把窝头搓成丸药大小的圪蛋,大概嚼一下就用水送进胃里去了。

那时的细粮是白面馒头,食堂一发下粮票,年轻人们往往先吃细粮,实在无奈时再吃粗粮。如果过节回家,仅有粗粮票食堂是不给兑换通用粮票的,粗粮票也就作废了。我在1960年挨过饿,舍不得把粗粮票作废,每天只好按比例吃。每顿饭买一个窝头再买一个馒头,趁着饥饿,先把窝头慌乱地吃下,然后再慢慢地品尝白面馒头的麦香。

我由于严格地按粗细粮的比例吃,所以剩下的粗细粮票也都成比例。逢年过节回家,我就会持成比例的粗细粮票,去食堂换粮票拿回家。食堂管理员叫赵华辉,是个面慈心善的老头,文革期间也曾被关押在牛棚里。我们曾是难友,我每每去找他换粮票时,他总会拿全国粮票给我,我对他千恩万谢。

记得有一年,我用积攒的粗细粮票一共换了120斤全国粮票,齐齐整整簇新的一叠粮票拿在手里,内心充满了喜悦。过年时我把粮票拿回呼市家中,亲手交给母亲,细心地叮嘱她说:好好保存,轻易不要出手。如果再逢灾年,可以抵挡一阵子,母亲为此非常感动。直到2010年五月母亲去世,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120斤粮票依然静静地呆在一个精致的西湖龙井茶叶桶内,我亲吻那一叠粮票,一时泪如雨下。

那时候有粮票真好啊,有粮票就可以上饭馆吃碗肉丝面,也可以买到炸得喷香的油饼或刚出笼的包子。我至今记得,五分钱加二两粮票可以买一个焙子;五分钱加一两粮票可以买一个肉包子。谁家要是有人出远门,必须持介绍信上粮站,把粮食换成粮票。出省还必须有全国通用的,否则你根本没法远行,否则岂不是要随身背一口袋面再背只锅?一指宽的小条条就把你栓的死死的,没法子。

那时,土建工地有个四川籍的技术员叫刘定业,是个文弱书生,因为出身不好,非常受气。一天,刘定业去食堂打饭,土建工地的几个小混混围住他要和他借细粮票,他刚把钱包掏出来,一叠细粮票就被他们一抢而光。刘定业一时怔怔地站在那里怅然若失。后来我多次见到刘定业找他们索要细粮票,但没有一个人承认拿过他的细粮票。

刘定业为人鄙吝。据传,当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包头棉纺厂的挡车工。初次见面,他请那个女孩在饭店吃饭。花一元钱买了三两米饭、一菜一汤给女孩吃,自己就带着个烙饼坐在那里就着白开水啃。女孩嫌他小气,从怀里掏出一元钱“啪”地拍在桌面,愤然转身而去。他赶紧起身一路追了过去:“喂,不要走、不要走……”女孩转过身来,心中略有感动。“你还有三两粮票没给哈!”刘定业说。

刘定业成家很晚。1979年6月,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准备好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

刘兄回忆说,在外地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给的是当地粮票,绝无全国粮票。所以,从出门起开始,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尽量手中减持地方粮票。否则带回内蒙古,都是废纸。

刘兄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旅行,一晃十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为了避免浪费,他们把剩余的零星地方粮票都买成了烧饼馒头。在与爱妻一路回返的途中,他们只在饭店买菜、买汤,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吃,终于辗转回到了内蒙古。

那次新婚旅行,刘定业因为没能及时买上车票超假两天,按公司规定要扣工资。刘定业心生一计,去找工地的刘书记,想让他给说说情。那天刘书记心情很好,答应和工地王主任商量一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临出门时,刘定业从怀里掏出一叠东西,用猴皮筋绕着,刘书记瞅了一眼,知道那是粮票,从颜色中可区分出有全国的,有内蒙的,有包头的。那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太熟悉了,每天都离不开,比钱还要稀缺。刘书记不知他要干什么,两眼大睁看着他。刘定业红着脸,声音有些颤抖,“刘书记,这些粮票我也用不了。我看您孩子多,就给您留下吧!”一边说一边把粮票往刘书记手里塞。刘书记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连连说,“哎,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刘书记接过粮票,扔在了桌子上,严肃地对他说:“你听我说,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这粮票我是绝对不能收的!”刘定业尴尬地说:“刘书记,我是真吃不了,搁在我这也是浪费。”刘书记面无表情地说:“唉,你个大小伙子,咋能吃不了呢?我可不信!”听到这句话,刘定业以为刘书记的态度有所松动,准备抽身离去。

谁知刘书记一把上前揪住他说:“小刘呀,我们都是党的干部,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啊!”看着刘定业有些不知所措,他又说,“快拿起吧!否则你的事我就不管了。”于是刘定业只好拿起那叠粮票,无奈地离去。

那时,市民与农民的差异也就在于吃粮。一张小条条,犹如楚河汉界的界碑,把人分成两等。那时人找对象,首先要问清对方是否带粮票。带粮票就是市民,不带粮票就是土里铇食的农民。

我的师傅们,家都在农村。那时他们常常自嘲说:“娶个老婆向阳花,生下娃娃亚非拉。”“向阳花”一词来源于一首歌曲:“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亚非拉的人民大多是黑人,以此隐喻他们孩子们没有城市户口,和黑人无异。

这些家在农村的师傅们,自己瘦小干枯、面目黝黑,但妻子却大多如花似玉。潘金莲仅仅为了全国粮票就嫁给了武大郎,这真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呀。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师傅们都真诚地劝告我:你将来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带全国粮票的呀!我因此立志不娶“向阳花”。

我曾经见过一个非常漂亮但没有粮票的上海女孩,皮肤白皙、身材高挑、面目娇羞妩媚。她下乡在黑龙江,姐姐、姐夫都在我们公司工作,我和她的姐姐、姐夫很熟。一次她的姐夫向我说起她,并试探地问我:下乡的知青你肯娶吗?我慨然拒绝。后来这个女孩嫁给了土建工地水暖班一个叫海三维的回民,我才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我惊异于她的美丽,但说什么也为时已晚了。

后记:

1960年,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间,宣布川民手里的粮票作废,不知有多少人家彻夜恸哭。至今提起李井泉,川人皆曰可杀。李井泉在文革中被整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次子李明清,被川籍同学囚禁于宿舍,活活饿死,和那次粮票风波不无关系。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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