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临终前为何说“夏元吉爱我”?(图)


夏原吉像,取自明王圻、王思义撰《三才图会》。(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明朝十六帝,没有一个是逝世于京师,但客死他乡的只有一人,就是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称为榆木川,是今日的内蒙古海拉尔,世称此事为“榆木川之变”。从史料记载看,朱棣是一天天病死的,而非暴毙身亡。朱棣作为大明帝国的主宰者,记挂的事情自然很多,牵挂的人也很多,导致他在临终前心事重重,说了许多话,包括交代了后事。在这些话中,有一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很值得玩味。《明史・夏原吉传》载:“北征……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不过,夏原吉到底是谁?怎么会让朱棣皇帝在临终前,说出了“夏原吉爱我”?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实,夏原吉(1366年-1430年)乃是明初杰出的政治人物,同时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夏原吉,字维喆,号麓潜子,湖广行省潭州府湘阴县县城夏家桥人。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朱棣的靖难之役后,官至户部尚书,与蹇义并称于世,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是大明帝国的财务总管,政绩卓越。为官至宣德五年(1430年)逝世,获赠太师,諡忠靖。

我们从朱棣把帝国的“钱袋子”交给夏原吉,可知这位大明大帝对夏原吉是非常信赖的。事实上,夏原吉也干得非常出色,特别实在,尤其在“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这三件花费惊人的大事上,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夏原吉传》),可谓兢兢业业,履职尽责。

朱棣自迁都北京之后,几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北征鞑靼上面,他不顾己身罹患疾病,不辞劳苦,几次御驾亲征。在亲征前,很多官员、近臣、医官纷纷劝朱棣不要兴兵,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将士疲惫,有的说龙体欠安,也有的说军饷不足。

夏原吉也加入了劝谏行列,他是出自于对帝国和军民的关爱,同时也出自于对皇帝朱棣的关爱。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后,国库空虚,军民疲惫,不宜再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作为心腹重臣,夏原吉也知道朱棣身体不好,常年风湿病痛,不宜远征,以防发生不测。
 
夏原吉的考虑,应当在所有官员中,是比较全面的,因此其劝谏可谓极有说服力,“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夏原吉传》)。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决,不但不听夏原吉的劝说,反而在震怒之下免除了夏的官职,甚至抄了他的家,将其下狱。

夏原吉一腔热血、一颗忠心,却有此遭遇,令人悲叹。事后,朱棣两次御驾亲征,“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明史・夏原吉传》),两次无功而返。北征期间,朱棣因“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旱寒”(《明太宗实录》),最终病倒在班师途中,后历“榆木川之变”而崩。

朱棣在经历了这次的挫折之后,才真正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在最后的日子里,朱棣醒悟过来,真正的明白了夏原吉劝谏时的良苦用心,但悔之晚矣,遂在临终前说出“夏原吉爱我”的话来。

这位大明皇帝之所以在驾崩前说出了“夏原吉爱我”,应该富含两层意思。其一,朱棣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认错了;其二,朱棣留下这句话,就是为夏原吉平反。
 
后来,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到北京,太子朱高炽“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明史・夏原吉传》)。

夏原吉官复原职,朱高炽还特地让他进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禄。夏原吉坚决不接受,最后只接受了二禄。鉴于夏原吉是魏征似的谏臣,朱高炽送了他一块四字银章——绳愆纠缪,赐予他纠正皇帝执政错误的特权。

朱棣雄才大略,这无可厚非,而夏原吉作为臣工,作为心腹,在劝阻朱棣北征的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可惜最后仍无法改动朱棣的决心。朱棣与夏原吉虽只是君臣关系,但朱棣对夏原吉的信任极深,非一般官员可以拚敌;夏原吉身为臣子,对皇帝朱棣则怀着关爱之心,可谓“忠君爱国”。

本文留言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