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平：岳父(图)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2月21日讯】

一．

那年，我和未婚妻已经论及嫁娶，只等我大学毕业就办手续。一天，母亲的好友金老师来访。金老师是她过去的同事，也是邻居，经常来来往往。但这次来访却显得有点神秘。她把母亲拖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匆匆离开了。

我问母亲，金老师说了些什么，这么神秘？母亲笑了笑，说，金老师的先生和未婚妻的父亲曾经是同事。他们都知道，她父亲曾加入过国民党，金老师认为和她家结亲要慎重。

我一听火冒三丈，吼道，“她爸是国民党员又怎么啦？国民党员的女儿就是贱民、不能结婚？不要说她爸了，就是她自己是国民党员，我也娶定了！”然后还不忘讥讽一句，“有个国民党员的爸总比有个共产党员的爸，晚上睡觉要心安一些吧？”

金老师是看着我长大的。金老师这么做，当然是出于对我的善意。他们夫妇老实正派。几十年眼见得亲朋好友在历次运动中走马灯似地轮番被冲击，他们夫妇的精神状态，就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地活着，似乎时刻在准备着大祸临头。我早就知道，她的大儿子，一个我从小就仰慕的大哥哥，在清华读书期间与一个同学相恋。就是因为女家所谓“出生不好”，金老师夫妇无论如何都不同意，最后两人只好洒泪分手。

我们当然结婚了。婚后有一次去岳家，发现岳父、岳母都闷闷不乐地呆坐着，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很反常。我很奇怪，他们本来是很热情的人，和孩子们说话也多。出了什么事啦？

一问，原来是岳父单位来了一位干部，告诉他，在他档案里有一句话，“可能参加过国民党”。经过三十多年，多次调查，“外调的钱用去几万(按：估算一下，当时这笔钱相当于岳父三、四十年工资的总额)”，现在正式通知，“查无实据”，予以否认，从档案中撤除这一疑点。

两位老人方才明白，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他们的职位从未得到过升迁；为什么每到运动，岳父总是要受到冲击。两位老人想到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三十多年就受尽了委屈。乍然得知自己“八个字误终身”，心理上冲击太大，感到无法承受。

我安慰他们说，这事我早知道了，就没有当回事，周围的人也没有当回事，不值得为此生气伤身体。他们更是吃了一惊：原来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回事，就他们一家被蒙在鼓里三十多年。

二．

其实岳父真的不是国民党员。不仅如此，他还曾是中共的积极拉拢的对象。

岳父出身于四川巴县一地主之家。抗日战争时期，离家到重庆求学，毕业于著名的立信会计学校。他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也不是财经，而是园艺。他喜欢侍弄花草树木，确实也有园艺才能。凡是他养的花草树木，无一不长得茁壮茂盛。然而为求一个稳定的职业，他只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爱好，投身财经。

岳父在学校爱上了既聪明又漂亮、出身官宦之家的女同学，后来的岳母。毕业之后两人打算结婚。谁知岳母家就是不同意，嫌弃他门第不高，不富裕。于是岳母毅然与家庭决裂，和他一起东下到江苏我的家乡，入税务局当会计。

岳父为人忠厚老实，业务上一丝不苟，深得税务局长的喜爱，很快提拔他做了财务科副科长。局长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当了证婚人。

1949年共军南下，国军兵败如山倒。作为政府官员的局长深知留下来不走，绝无好结果。于是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临行时对岳父岳母说，希望他们能一起走。

岳父岳母婉言拒绝了。

他们为什么不和喜欢他们的局长一起离开呢？因为，他们在立信会计学校读书的时候，对国民党统治不满，被学校里的地下党员注意到了。那些地下党员经常给他们一些小册子读，对他们讲述中共美好的世界愿景。他们深受中共的影响，一度还是中共发展的对象。一直到东下江苏工作，这种联系也没有断。他们认为，局长对他们的关爱，那是个人的友情；留下来建设美好社会，那是全民的大局。孰轻孰重，他们作了选择。不仅如此，地下党已经通知他们，希望他们保护好税务局的档案，完整移交给新政权。

他们照地下党的指示办了，自己感觉到为人民做了好事。

三．

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中共接管不久，岳父岳母先后被调出税务局到企业工作；一位后来对我极好的长者，正牌大学会计系出身，当过国军军官，也是真正的国民党员，同样也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有联系、为“接管”作出过贡献的税务局管理人员，也被调出了税务局。

当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多年之后才得知：由于他们的身份、背景，不能继续留在国家机构中。

到了企业，岳父仍然担任财务科副科长，却遇到了作为财会人员难以以应付的局面。

他受到过西方会计学训练，坚持财会人员的道德操守，严守财会制度。这一来就与企业领导发生冲突，因为企业领导总想在制度之外为自己牟利，或者绕过制度为企业求得一些发展的机会。这对耿直、一板一眼执行制度的岳父来说，绝对不能允许。

因此有时领导、同事拿来单据来报销，他以不符合财会制度拒绝付款。这种事情每年都发生多次。难道就不能通融一下照顾照顾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不行！制度是制度，关系是关系；就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对自己不利？不考虑，人不能昧良心办事！他就这么耿直、死板。领导压服压不住，亲友劝告劝不动。

这就是断人财路，人家不把你恨之入骨？何况档案上还有没有弄清的历史问题！

于是历次运动，他总是被批判、审查的对象，是单位上有名的“老运动员”。什么批判会、隔离审查、写检查交代，被同事“揭发”，那是家常便饭。由于查不到他加入国民党的证据，又一尘不染，账上查不出一分钱问题，更没有对中共不利的言论，最后却也总是有惊无险，用当时的流行话语，叫“跌跟头过关”。

到了“文革”，企业各部分人对他的不满，终于一起爆发。于是他被关押、审查、挂牌子游街、批斗、殴打，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一直到肋骨被打断，送进医院。单位还派人到他的家乡、到他亲朋好友处再次调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想找出证据，将他置于死地。还是一无所获。一直到“文革”后，胡耀邦主持全国性的复查、平反工作，他那档案里不知来源、莫名其妙的“国民党员嫌疑”才被消除。

不久，他脑溢血发作，身体急剧衰弱，到年龄就退休了。退休时仍然是财务科副科长。

四．

苦的是，待到退休之后，没有运动了，不受审查了，他回想自己的大半生，他反而更加痛苦了。他内心的痛苦，可以概括成一个字：“冤”。

冤的是，明明他对中共忠心耿耿，却三十多年被怀疑为暗藏的敌人，一直在监视、歧视下生活。

冤的是，与他同时从国民政府转入中共政权的同事、亲友，有的成了副市长，当局长、处长的比比皆是。唯有他自己，在同一位置上蹭蹬三十多年，以副科长始、副科长终。

冤的是，就因为档案中那不知来源的八个字，他受苦三十多年，被审查、被关押、被殴打，八个字误他终身。

退休之后多了空余时间；唯一的业余爱好，钓鱼，因脑溢血之后行走不便，也放弃了。空闲下来他反复咀嚼这种痛苦，被这一个“冤”煎熬，经常日夜不眠。发之于声，就是对儿女、对来访者不断地诉说三十多年的冤屈，有时说得声泪俱下。在煎熬中，他身体越来越差，不久就无法走动。岳母八十岁的祝寿会,他只能坐轮椅出席了。不久连轮椅也坐不住，只能终日卧床不起。

妻子、儿女、亲友都百般地劝慰他，一方面用比他遭遇更惨的亲友来对比，说明他的冤屈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有亿万人遭难；一方面劝慰他儿孙满堂，子女孝顺，应当珍惜，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来伤害自己的身体，等等。

但他的情绪哪是理性的言辞所能改变？何况，到了这个地步，他明显已经精神异常，不用猛药无法扭转。家人眼看他在煎熬中一天天衰弱，病情一天天加重，着急又无奈。最后“病急乱投医”。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五．

一天，他儿子领着一位西服领带、皮鞋锃亮、笑容可掬、手提公文包的中年人来到他床边。这人本是他原单位的一位中层领导。以前从不上门，突然出现，岳父满心疑虑。

领导笑眯眯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对他说，“某某某同志，今天我代表公司党委来宣读一份文件。”

于是开始宣读文件。文件的大意是，某某某同志，几十年来一直对党、对国家衷心耿耿，严守财经纪律，为党的财经事业作出很大贡献，应予表彰。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马列主义的骗子的干扰破坏，使某某某同志受到过很多委屈。现在在新的形势下，过去的种种不实之词已经推翻。希望某某某同志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鼓起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余热，等等，等等。

然后递上文件，文件上盖有公司党委的红色大印。

岳父颤巍巍的手接过文件，戴上老花眼镜，仔细读了一遍，多年昏暗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脸部的肌肉在颤抖，像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不知是喜还是悲的感情，眼泪流下来了。嘴角在抖动，像是要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半晌，他控制终于不住，眼泪像决堤之水哗哗往下流，继而放声大哭。

这一哭，哭得天昏地暗。他一边哭一边说,“等到了这一天了！”亲人和来人，都没有劝他，静静地看着他，让他通过痛哭来宣泄三十多年所受的委屈。半小时后，他平静了，叫孩子们小心收好文件，从此再不提往事。

他平静了，不再诉说过去了。几年以后，他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六．

聪明的读者恐怕已经猜到，这哪里是什么公司党委派人来肯定他的成绩，这是一场戏。

是，是一场戏。儿女们看到他晚年如此纠缠在过去的痛苦中，确实多次到原单位党委去谈过几次，恳求他们派个人来，哪怕就是说几句话安慰安慰，也能使得老人痛苦解脱一些，平静一些。

但你原来就不受待见，又无背景，一个退休老病的人而已，谁管你啊？人家忙升官发财养小蜜还觉得时间不够、精力不济呢。见过几次冷脸，听过一箩筐官话“标准答案”；再后来，单位领导的脸越拉越长，脸色越来越难看，言语逐步由敷衍进化到嘲讽，最后干脆避而不见了。

儿女们求救无门，最后感到求人不如求己。

于是，他们找到原单位一个与他们有些私人交往的干部，恳求他冒充单位来人来安慰老人一下。他们自己准备了所谓“文件”，请一个善于刻印的友人用肥皂仿刻了一个“公章”盖上，让这个人宣读一下。

那位熟人犹豫了一下，想想这也不会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就答应了。“皇帝不差饥饿兵”，是否为这场戏付了费用？他们没有说。

所幸的是，这场“戏”，效果明显。在一个人情浇薄、功利成为唯一价值的社会中，他们找到了帮助他解脱痛苦的途径。

七．

回看他的一生，特别是最后戏剧性的一幕，大家难免要批评我的岳父，说他当年靠拢中共，受苦几十年还认不出中共的真面目，对中共还抱有希望就是愚蠢；说他希图得到中共的肯定，境界太低，等等。

这些批评、指责都不错。作为他的亲人，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也就有了理解的同情。

希望自己终身的辛劳得到承认，是多数人的愿望，特别是那些无赫赫之功，一生平淡的人。一辈子的工作，为儿女的辛劳，为家庭的付出，等等，都希望得到相关人的承认。他也是这部分人中的一个。

在那部极具原创性、因而也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福山(Francis Fukuyama)介绍了黑格尔（Georg W.F.Hegel）的一个重要观点：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不是给自然科学发展提供动力的人类欲望的扩张，而是完全与经济无关的自我“得到承认的奋斗”。（见福山书p.135）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也说，“对所有的人而言，那与生俱来的欲望，生成自我意识和人类现实的欲望，归根到底，是追求‘被承认’欲望的一种功能。”(p.143)为什么这种被承认的欲望如此重要？因为黑格尔认识到，人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其尊严与那种把自身从物质世界，或者说自然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的内在自由，密切相关。（p.161）

他就是一个专业人士，一辈子工作勤勤恳恳，就希望自己的奉献能得到肯定。他对政治问题既无研究，也无思考。国民政府的局长对他好，他希望得到肯定；共产党的官员对他不好，他同样希望得到肯定。国民政府的局长，和共产党的局长、经理，都是他服务的对象，也就都得遵守财会制度，是俗称“一根筋”的思维方式。他就是一个超脱不出大众的普通人。

为什么超脱不出大众的思维呢？因为他没有可以用来获得精神自由的资源。

他不喜欢也不善于抽象思辩，只能按本性、常识来看待问题，无法将自己的遭遇抽象化，联系历史、政治、社会的法则来思考。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在国民政府时代，他严守财经法律法规，被看成是优秀的专业素质，而到了中共体制下，就成了灾祸的根源。他也就一直不明白，他维护良知，坚守专业原则，就把自己摆到了专制的对立面，政权的对立面。能够苟活，就是“恩典”；指望得到承认，那是缘木求鱼。

他的信息来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官方的宣传，领导的谈话。少有的例外是亲朋好友(我是其中显著的一个)对他说过的那些“离经叛道”的零碎言辞。他也无宗教信仰，所有的思考都局限于此岸世界，对超越性问题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超越人间得失的意识。

他一直对他服务的单位领导以公谋私很反感，对1980年代后中国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贪污腐败愤恨不已，多次说过，国民党时代没有腐败到这种程度。但他无能力分析这种贪腐的根源，自然也没法得出下面的结论：被这样一种专制、腐败的政权所承认，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更不值得去追求。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认识和他所受的教育完全不相称，远不如岳母认识清楚—岳母在1957年因批评领导不遵守财会制度而被打成“内定右派”，记入档案，从此再不对政权抱有希望。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除了个性的善良与良知，他没有任何抵御专制压迫的精神资源；在空前强大的精神压迫面前，他赤手空拳，无法达到内心的自由。有了内心的自由，何须来自政权的承认？

概括一下，他就是那种凭本能认识事物、认死理、没有抵抗专制的精神力量、不追求超越的芸芸众生的一员，绝无超凡入圣的意识。

八.

福山认为，一个专制的社会，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由于不平等、不民主的制度，无法满足人被承认的欲望，最终要被民主自由制度所取代，因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一个大家互相承认的社会。

我要进一步说，专制制度的必然走向灭亡，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制度的统治阶级，对其统治下的那些并不反对他们的普通民众，极端无情冷漠。他们只知道必须将一切现实和潜在的反对者斩尽杀绝，就如他们经常声称的那样，要把反对力量“扼杀在萌芽之中”，却舍不得耗费远不如镇压反对派所需要的、微不足道的人力、物力去关怀那些早已安于做顺民的人，哪怕是虚情假意，哪怕是做戏，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会减少反对者的数量。他们宁愿以自身的冷漠无情来制造出更多的反对者，然后以屠杀、监禁来解决问题，也不愿意消弭民众的不满于无形。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那些普通民众只是工具、螺丝钉、“韭菜”，在整个统治机器上没有分量，不值得为他们耗费一句话一分钱。“你不姓赵，你想怎样？你敢怎样？你能怎样？”。

于是，他们以自己的冷漠和无情，制造出异己力量，又以残暴来消灭异己力量，不断循环，重复慢性自杀过程。

这种制度必然灭亡。但这种折磨全社会、折磨每个人的灭亡过程，却是缓慢、长期、有反复的。对一个只能生活在历史一个时段的、具体的人来说，那种“人人互相承认”的社会，更可能的却是遥不可及。对这些人来说，生活就是悲剧。

对他们来说还不止是悲剧。

比悲剧更可悲的是，很多人，包括我的岳父在内，就如夸父追日一般，虚耗了生命、损害了健康、影响了亲人，去追求一个既得不到、也毫无价值的目标，使得悲剧更增添了荒诞的色彩。

而且，那种追求毫无价值目标背后的心理，恰恰就是专制政权的“续命汤”中的一味原料；枷锁的零件，有些是自己制造的；要使得民众普遍认识到自己不该去为枷锁制造零件，不该为“续命汤”提供原料，同样也需要漫长的时间。

生命的悲剧意义，到这里充分展开。

九．

在岳父去世15年之际，作为三个女婿中他最器重、却也是从未照顾过他的一个，我谨以这篇小文纪念这位可敬、可爱、率性的老人；希望通过他悲剧的一生，来展示被枷锁禁锢的亿万大众的一个个例。他不信任何宗教，但我知道他现在一定在一个被爱、被光明笼罩的地方，不再痛苦，没有焦虑和委屈。他也一定希望他自己在人间的经历，可以使得世人眼中的迷雾，被廓清一些。

因为我相信，宇宙间不是只有充满痛苦、悲剧的地球，一定有光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