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孩子的故事背后(图)

这四个家庭采取的做法，恰好概括了国人面对政府的四种反应（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7年8月10日讯】一

整整六十年前，1957年七月，四个七周岁的孩子：女孩芳，男孩健、我、荣，正满怀憧憬地准备入小学。忽然晴空打了个霹雳：消息传来，今年上不成学了！原因是市教育局到了这年六月忽然发现市里小学教师、设施都不足，无法容纳所有适龄孩子入小学，决定实行“新政”：本来已经公布那一年孩子入小学的年龄标准是“1950年出生”，“新政”则改为“1950年9月1日前出生”，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要等到下一年入学！

芳恰巧就是9月1日的生日；健和我9月中旬同一天、同一医院出生，他比我大了几个小时；荣则出生于10月。四个孩子被“暂缓入学”，眼巴巴看着小学校门竟然进不了，一时天昏地暗！

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怎么办？

这四个孩子都出身于平民家庭。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有两家却有特权：健的父亲是我家所在学区中心小学校长，而我父亲则是这个学区中心小学的教务主任。这两家孩子要入学，轻而易举。

健的父亲想都不用想，马上就有动作。他家虽然不在他领导的学区，只打了一个电话，他家学区的小学马上接受了健。毕竟那边领导和他早不见晚见的。今日与人方便，他日自己方便。于是健顺利入学。

荣家既无特权，又找不到教育系统的关系，只有自己想办法了。荣的父母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很聪明。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户籍本上还是手写的钢笔字。他们买了一瓶“退色灵”，一种用来涂去钢笔字的液体，把荣的出生月份“10”中的“0”涂去，这样他就是“1”月份出生了，同样顺利报上名。

芳家呢？她父母既无关系、背景，也无办法，听天由命。不料这小姑娘厉害。她跑到她家对门的小学里找到校长，说“我要上学。”还能说出个理来：不就差一天嘛，为什么差一天就要我等一年？学校校长、老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主见、有勇气的小姑娘，被她给震住了，也不免生了爱惜之情。想想和“新政”规定就差一天，马马虎虎也就同意她入学了。

最后是我家。我父亲认为必须以身作则，自家的孩子要首先按“新政”办。我没有芳那种勇气和能力，也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结果是痛哭一场、老老实实回到幼儿园去再上一年。

“新政”的结果，在这四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听任了命运的安排。

三

这四个家庭采取四种的做法，恰好概括了国人面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时的四种反应：运用权势来趋利避害、寻找政策法令漏洞、抗争，和听天由命。

第一选择是运用权势。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法律、政策体现的是权势集团的意志、愿望和策略，不具有超越政治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一个法律、政策是否真的执行、执行的对象是哪些人、如何执行以及执行的程度由权势的需要来决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有在“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政策。这是个“知青”脱离苦海的大好机会。在插队“知青”中间，有几个权势家庭的孩子没有被“推荐”？到了“开放”年代，又有几个权势家庭没有孩子在掌控金融、投资、保险机构？即使如健的父亲那样，只有某个部门的非常有限权势，那一点点特权不也起过关键的作用？

其次，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要想规避恶政，就想方设法找出可以利用的漏洞，就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用“对策”经常是出于无奈，却需要对社会、世情、人性的深刻理解。比如说荣家的方法就万无一失：学校根本就不会去派出所核实户籍底册上的资料。一旦报上名之后，从此再也无人过问这件事。他们可以从容恢复那个被“褪色灵”消掉的那个“0”,以和政府控制的底册一致。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这么一天，学校发现荣是10月出生，也绝不会因此要荣留一级，恐怕更大的可能是将这件事隐瞒起来，以避免因工作失误而受到批评。

再就是抗争。中国社会普遍的认识是，我们面对的政权既不讲法也不讲理、既不讲普世价值也不讲传统仁政、却要把人从身体一直管到心灵、而且随时准备用坦克来对付对自己统治的挑战，因此任何抗争都是以卵击石，白白牺牲。

这一陈述的前提确定无疑，已经被事实一再证明，但最后的结论却不是事实。因为政权在对待民众的抗争时也要衡量这种抗争是否与政权的稳固直接相关，也要衡量使用暴力的成本，等等。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冲突的缓和，也一直是维持政权的策略。因此无权的百姓也不需要面对政权的一切作为，在任何事情上都逆来顺受。芳当年的行为说明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的抗争都是徒劳。进一步说，在一些情况下就是抗争不成功又怎么样？情况也不会更坏。芳的抗争如果不成功，难道会惩罚她晚两年入学？

最后一种反应，就是接受命运安排，毫无作为，逆来顺受，满足于“做稳了奴隶”，如我父亲当年一般。这也是最没出息的反应。

我得公正地说一下，虽然健的父亲在这件事上利用职权谋利，他其实是一个难得的老好人。他后来调到一家中学做校长，由于一直配合权势不力，遭到的磨难比我们家大得多。

四

再想一想当年这件事情的结果：一个“新政”在我们这四个孩子之间，在各家不同的对策之下，最后的成功率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虽然说这个样本太小，不具有统计意义。考虑到其余千百家也会有形形色色的对策来设法规避，这一“新政”最后是不是能达到目的？

不用担心，“新政”目的一定能实现。理由是，市教育局本来就没有指望过“新政”会得到完全贯彻，因此早已将特权、“对策”的存在作为制定政策的因素考虑在内了。恐怕唯一想不到的是有芳那样的孩子会抗争。他们在制定“新政”的时候，一定已将“暂缓一年入学”的范围放大。比如说本来只缺乏300个孩子的入学资源，他们会制定一种排除500个孩子入学的政策。因为他们知道一定有人有特权不理什么政策，一定也有人会弄出种种花样来规避。放大了范围，结果才会恰恰符合实际情况。这当然是市局领导谙熟社会人情，也是中国官场的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也就是一种“潜规则”。在中国社会，如果无视这种“潜规则”，任何政策都会窒碍难行，处处碰壁。

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抓五一六”，和“准”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开始的打击对象总是无一例外地扩大。中央用领导讲话、发文件、报纸发社论、派人检查来催逼，排山倒海，地动山摇；下面做报告动员、号召揭发检举、排查、批斗、以致随便“隔离”关押被怀疑对象，人人过关。政权的每个层次都考虑了特权、“对策”的作用。为了确保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层层加码”，打击对象一层层扩大。为了防止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甚至有过中央要强令地方按人口比例杀人、每个省市必须杀多少人才能过关这种古今中外没有过、后人也不敢相信的草菅人命的事情。而到了所谓“运动后期”，照例都会有“纠偏”、“甄别”那一套(“右派”的“改正”则出于另一种考虑，就是对整个知识界的让步。)，把本来也不是意图中的打击对象“解放”出来。这一“潜规则”就如捕鱼总是用最细的网，一开始把大鱼小鱼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捞上来，然后把那些本来计划要等长大后再捕的小鱼挑出放回水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网眼和要捕的鱼一般大的网，那存在漏网之鱼就是必然的了。多抓一些鱼无人责怪，有了漏网之鱼，上面就要追责。各级官员都只对上级负责，平民百姓的死活与痛苦在他们的思考中没有分量。

一个只存在上级对下级的所谓“问责”、无视百姓死活的社会想要脱出这种模式，只是做白日大梦。

官场上的人熟悉这一套，就知道任何运动一开始的“程咬金三板斧”无论如何要躲避；躲过了“三板斧”事情就有转机。1983年邓小平氏发动所谓“严打”，杀人无数，冤案遍地。我们家乡的一位副市长的公子沾花惹草，走马灯似的换女朋友，还经常聚众开舞会。这拿到今日稀松平常，在那一年就是严重的“流氓罪”，要杀头。那一次连已故特大官朱德、现任大官胡立教、陈其五的特权都不够了，孙子、儿子因此被杀。副市长接到上级文件一看，来势太猛，自己罩不住。“权势”不够用“对策”。于是马上安排儿子逃走。儿子在外面隐藏了几年再回来，招摇过市，没事人一般！这位副市长对这条“潜规则”的深刻理解救了儿子一命！

五

再回到我们四个孩子。我们这四个孩子后来的遭遇，留下很多可思考之处。

先说说我们的学校生涯。健虽然依靠父亲的特权顺利进入小学，不料在学校却成绩很差，留了一级，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休学一年。最后小学勉强毕业，去了一所全市最差的中学。芳、荣和我在学校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考入省重点中学。这样，四个同龄孩子到中学阶段竟成了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

到了1968年，出身于无权无势家庭的我们，不管在名校还是差校，是高一届还是低两届，是优秀生还是特差生，统统被打发到农村插队去了。四个人又重新落到同一起跑线上。

从“做稳了的奴隶”跌落到“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地步，四个孩子性格、能力上的差异，所受家庭教育的成败就明显了。

真是“三岁看到老”。芳和荣显示出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在那种被安排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家庭完全不能给以任何帮助，一切只能靠自己拼杀。他们在七十年代初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当时招收几个无特权家庭子弟，本来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在千千万万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知青”中杀出重围，成为凤毛麟角的“门面生”，需要多么艰苦的努力和对世情精确的把握！

健和我呢？到了农村就一筹莫展，连养活自己这种生物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靠父母工资补贴维持个饿不死的生活。一直到“知青”大批回城，我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分得一份可以勉强糊口的工作。

到了大学恢复招生，所谓“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四个人命运就更显得各有特色了。

芳当时已经在大学执教。乘开放之风，她游学印、欧、美诸国，学业超群，很快成了国内本行业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先后执教三所重点高校，桃李满天下。荣则成为一名消防专家。两人成婚，是令人艳羡的夫妻。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在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下，他们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了。

我则一路入大学、进研究院、执教顶尖高校后又留学美国，在美国求学、安家、立业。

然而，虽然芳、荣、我三个同龄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都很顺利。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很明显，而这种差别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上有重要意义。

这个差别就是，我对所处的环境有高度选择性。不仅没有能力改变环境，而且也不能根据环境的不同来调整自己，以求得一种最佳的生存对策。在让人自由发展的环境中，我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面对一种高度强制性、压迫性的环境，就不仅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连生存都成问题。环境的自由度和个人的命运形成密不可分的正比例关系。

这固然和我先天气质有关。但家庭教育的作用恐怕更加重要。我们家直到“文革”之前，“奴隶”一直做得很稳固。小康生活造成一种“顺从能换取生存”的幻想，从来没有想过即使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也会连“奴隶”也做不成。不懂得、甚至懂得却不敢承认那种交换只适用于明智的专制的统治。疯狂暴君就不承认那种交换，不仅要剥夺我们的财产和精神，连肉体和生命也随时可以一起拿走。

芳和荣对环境的选择性就比我低。他们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现实世界的严酷。因此在独自面对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更为冷峻，绝少幻想。一条康庄大道，他们固然走得潇洒；是荆棘丛生的荒野，他们也能筚路蓝缕走下去，因为他们从未有过、也从未幻想过有一条康庄大道在等着自己。环境的自由度和个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当然也是正比例关系，但比例系数却比较小。

最苦的还是健。他在回城以后一直从事收入低微、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既无能力考进大学，也无能力自己创业做一番事业。就这样一直沉沦在底层。对他来说，环境没有重要意义。任何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自由还是专制，他都只能消极地接受。除非他有个权势家庭作为支撑，否则潦倒终身在任何社会都是无法避免的。

六

四个孩子的故事说完了。

六十年前，1957年的夏季这个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小故事，就预示了我们四个孩子一生的命运。这四个孩子的命运，是我们这一代平民百姓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这个缩影中的一个角色，我，年近古稀，回想起一生遭遇，想说出从中得出的一个教训：对千千万万我这样的普通人，“自由”与否可能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安分守己固然可以换来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身份，但也要专制者没有得精神病。相信那几位以“奴隶的精神总管”自居的人鼓吹的“吃饭哲学”，放弃对自由、民主、正义、法治的追求，饭，也并不能保证就一定吃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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