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武警队员在天安门广场的监控摄像头前列队行进。(图片来源:ADEK BERRY/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1月17日讯】我在车里哭了。回到家,站在妻子的车窗前,又哭了。女儿轻轻敲门,我竟再一次惊得难受。
每逢世界人权日,总有人把“人权”讲得很庄严。可落到一个受过政治监禁的普通人身上,这两个字,竟成了一句带着哭腔的追问:我的人权在哪里?
我把这些写下来,是要控诉中共施加在我身上的政治迫害,控诉那场迫害留给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长久伤害。一个人能不能说出遭遇,能不能按良心生活,受了威胁能不能得到保护,比又发表多少份人权文件更实在。
一人权从来不由中共赏赐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二〇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它通过七十八周年的日子。世界人权日纪念的,正是这份文件的诞生。
参与起草的人中,有中国人张彭春。他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也是宣言起草的重要参与者。当时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这段历史,应当照实讲清楚。
中国人在这份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并非站在门外。张彭春参与讨论,把中国思想带进了各国代表的对话。今天若有人说,人权只是西方强加给中国人的观念,至少应当先回答:那位参与起草的中国人,又该放在历史的什么位置?
不过,人的权利并不因为有本国人参与起草才成立。宣言所承认的尊严,属于每一个人,不取决于国籍、贫富,也不取决于他是否赞成政府。中国人不必拿着一张文化出身证明,才有资格要求被当作人来对待。
人权属于人,不是谁掌权以后,从自己的口袋里分一点给百姓。
二宪法写着保障,谁来追究迫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写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规定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文字白纸黑字,并不藏在什么外国文件里。
可是,一个普通人真的拿这些权利来用,会遇见什么?
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二〇二五年九月的声明,公民记者张展再次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高专办对她再次被判刑表示严重关切,质疑这一罪名对表达等基本权利行使的影响,并呼吁释放她。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二〇一九年被判刑九年。欧盟对华人权报告把他的案件列在宗教自由受到压制的问题之下。曾为张展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任全牛,则在二〇二一年二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
这些案件各有具体案情,当局也各自列出了罪名或处罚理由。讨论人权,仍须追问:被处罚的具体行为是什么,是否涉及和平表达、信仰或辩护,审判和救济能否接受独立、公正的检验?把一个罪名念出来,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普通人一主张权利,就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抓;律师一接手辩护,就得担心自己的饭碗,那么写在宪法里的保障,要怎样才能变成他们真正用得上的保障?
中共作为执政党,不能一面把国家的成就算在自己账上,一面又把侵犯权利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谁动用了公权力,谁就必须接受追问;哪一项制度容许迫害继续,哪一项制度就必须改变。
三中共不能用一碗饭买断人的权利
一九九一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把生存权放在首要位置。保障人的生存当然重要。饥饿、贫困和疾病会使人受苦,也会夺去人的选择。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社会,谈不上充分保障人权。
可从这里推不出另一个结论:只要让你吃上饭,其他权利便可以不给。
《世界人权宣言》既规定表达、信仰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规定工作、教育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权利。它还谈到人对社会的义务。三十条合在一起,是要让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不能只拣出对自己有利的几条,把其余条文搁起来。
一九九三年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强调,人权彼此依存、不可分割。这并不要求所有权利在每个地方都以同样速度实现,却不容许一个政府用改善了某种生活条件,来抵销对其他基本权利的侵害。
一个人吃饱了,仍有权问:钱花到哪里去了?政策为什么这样制定?我受到的不公,该由谁纠正?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肚子不饿,就失去提出的资格。
只管吃饱,不许开口,那套规矩用在牲口身上,叫饲养;拿来对待人,就得问一句:你把人放在什么位置?我说这话,责问的是把百姓当牲口管的人。受苦的百姓不该再受一次侮辱。
况且,百姓的饭不是凭空由掌权者赏出来的。种地的人、做工的人,靠自己的劳动养活家庭,也用税费支撑公共开支。政府有责任创造让人能够生活、劳动和获得保障的条件,不能把履行职责变成要求人民永远闭嘴的恩情。
说一句“为了生存”,便把说话的人关起来,受损的也包括生存本身。一个人失去自由、工作和正常家庭生活,难道这些损失就不必算进生存的账里?
四政治监禁留下的伤还在流血
一九九〇年,我因支持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被捕,后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刑一年。那时我的女儿只有四岁。关于监禁和家人的遭遇,我已经写过许多,这里只说一个后果:出狱多年,我仍习惯开着灯睡觉。
最近,一天下午约三点半,我刚在停车场坐进车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纽约号码。对方自称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质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问了姓名,又报出一个出生日期。
我问有什么事。他反问:“你自己什么事你不知道吗?”他还说,当天或第二天会有使馆官方电话打来,要我一定接。挂断前,他留下一句:“你做事要给自己留点后路。”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通电话来自使馆,更不能认定它同当年抓捕我的人有关。来电显示和对个人资料的掌握,都不足以核实身份。可那种语气,使我一下想起当年的公安人员。
我心跳得厉害,额头冒汗,在车里哭了。我先联系律师事务所,又给朋友打电话求助。那时我惊慌得连自己在哪里都说不清。我没有去别处,只是在车里坐着,害怕得忘了时间。后来回家,平日熟悉的路,我竟然开错了。
到家已经晚上七点。妻子坐在另一辆车里,准备出去找我。她以为我出了事,甚至担心我被抓了。她摇下车窗问我怎么了,我哇地哭了出来。她打开车门让我坐进去,听我讲,安慰我。我讲着,又哭了。后来女儿轻轻敲门,来拿充电器,我竟又受到惊吓。门外是自己的孩子,身体却还是惊得难受。
来电者的身份需要查证,我当时受到的惊吓却真切地发生了。我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原本的生活被打乱。那一刻,我问出的话很简单:这么多年了,我还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甚至害怕,此生也许再见不到国内的朋友,便用隐晦的话告诉他们,今后可能失去联系。这是我惊恐中的担忧,不是已经查明的危险。可一个人被吓到向朋友近乎告别,那种痛,又有谁能替他受?
五中共必须回答中国人的权利在哪里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人权?我给不出一个年月,也不愿拿一句“快了”安慰仍在受苦的人。
但我们可以看它怎样发生:普通人批评政府,无须先担心牢门;一个人按良心信仰,能够得到法律平等保护;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不必因此失去职业;受害者投诉公权力,能让独立、公正的程序审查掌权者的行为。
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永远没有侵权。要紧的是,侵权发生以后,人能不能公开说,能不能找律师,能不能让有权纠错的机构真正纠错。权利如果只在不触犯掌权者时才准使用,普通人便始终得看脸色生活。
世界人权日当然可以有会议、有纪念活动。我更盼望,一个普通中国人也能自主纪念它,公开讲述具体受害者的遭遇,追问谁应负责,无须先猜这样的活动会不会给自己和家人惹来麻烦。
我盼望的,是女儿轻轻敲门时,我知道她只是来拿充电器;那些仍在中国生活的人,也能在正常的敲门声里,继续过自己的日子。遭遇不公的人可以说话,听见的人也敢于帮助他。
哪一天,普通中国人能够这样纪念世界人权日,把写在纸上的权利拿来保护自己,中国人站起来这句话,才真正落到了人的身上。
中共必须停止以政治迫害压制和平表达,让受害者有机会公开申诉,让动用公权力实施侵害的人依法承担责任。受害者没有义务为了维护掌权者的颜面,把自己的痛苦继续吞下去。
我会哭,也要把这份控诉写下去。我的眼泪里,有妻子等不到丈夫归来的恐惧,有女儿轻轻敲门也会惊动的旧伤。一个政党不能把这样的人生毁坏之后,再要求受害者替它保持沉默。
人权本来就属于我们。中共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却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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