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农民工”与“打老虎”(图)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先说“盲流”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1956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1957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后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后代？我就是“盲流”的后代。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1927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1980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如今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餬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半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后我的父亲。
他们成了“上海人”
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余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1959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后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1928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后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干。
差点成为“地主资本家”
1948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产党打来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积蓄，在乡下买了二十亩地。几个月后共产党来了，说我家是地主，要斗争分田。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买卖，钱可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地。何以买了房无事，买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还要斗，还要枪毙。分地还好说，斗争起来怎么得了。幸亏父亲的堂弟是乡里共产党的小负责人，写了个证明，说那二十亩地是买来分给他的几个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这也是实话。父亲是孝子，四爹独身无子嗣，正指望分给他的几亩地养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万幸我家没当上地主。
也万幸，父亲没当上资本家。
共产党来到上海之前不久，父亲与几位朋友合股开办了一家小工厂。以后多半是要被扣上资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妈帮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条子写证明那种忙，而是使父亲迷途知返，破财消了灾。
妈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妈是大姐。妈妈离开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时加入了中共。他们地下党在闸北的棚户区买了个简陋的房子，给姨娘（妈妈的妹妹）一家住，实际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问我表姐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交通站才取消。不过姨娘家一直还住在那里。每到过年时我们三家互相拜年，我去过几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苇席、油毡搭起来的。中间加了一层，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楼。在上海那实在就是穷人居住的棚户了。
1948年左右，当局在上海缉捕中共地下党员时，姨妈与她的同志曾持枪在我家阁楼上躲过一阵，待风声缓后才转移去苏北的中共“解放区”。
虽未得证实，我还是相信，在这么个革命姨妈的影响下，父亲认识到新社会开始了，万不可当再当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就主动将股票交给政府，与那间工厂脱离了关系。（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还说过“那间工厂还在呢。”）
如果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都是“黑五类”了。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资本家”的儿子，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同。
“打老虎”
我八岁时，到处都“打老虎”。
后来研究历史我才知道，那时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对象是干部，“五反”则针对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预言“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他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并屡屡发出“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愈打愈疯狂，制造了无数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余人自杀，“五反”中自杀数过千。
父亲也成了“大老虎”。严格说来，他也算是个国民党员。当年在重庆有人行骗，说“想加入工会就交六元钱”。他交了钱，以为加入了工会，可拿到手的却是国民党党证。那骗子后来又到别处行骗，被人打死了。这事倒不大。问题是带队从四川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厂的厂长跑到台湾去了，四川来的都属于“接收大员”。邻舍的张大荣首先被揪了出来。因为他的兄弟是国军飞行员，到台湾去了。但他东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着遭殃。父亲也变做“老虎”，被“打”了。
被当作“老虎”打是很惨的。只是我当时还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与两个哥哥一起，坐在床上听妈妈哭诉：厂里在斗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妈妈要我们三兄弟记住：“爸爸是一个好人……”。我只记得爸爸坐在一边，什么话也没有说。
不知为什么，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没被抓走，稀里糊涂地就没事了。政治似乎又远离了这个老百姓的家。
（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