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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亲述:太折腾 江青折磨工作人员当消遣(图)

 2022-01-28 08: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代延安)
结婚后,江青才发现毛泽东拿女人根本不当回事,于是拿折磨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一种消遣。(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江青可真能折腾死大活人,这是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透露出来的。不知道的人,一听到主席夫人身边工作高兴的不得了,知道内情的人都吓得找各种理由推脱。

下面是江青身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的一点点故事,如果没有四人帮事件发生,到现在,这些还是“党和国家的秘密”。

中共和苏联老大哥掰了

苏共是中共的老大哥,中共刚建党时,没有经费都是靠向苏联要钱来维持生活。1949年建政以前是吸附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建政以后国库到手,就可以明目张胆的监守自盗了。那时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和苏联老大哥也掰了。

1969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中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高级领导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总理周恩来。为安全考虑,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

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了防空洞,待了仅仅十几分钟,她就嚷着说感觉缺氧、不舒服。西山住烦了,她在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

江青搬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1966年底,江青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1968年下半年,江青住腻了,要搬到11号楼,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提出搬到10号楼。她于1969年过年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地方,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

江青神经兮兮害惨工作人员

1970年1、2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

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杨银禄等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杨银禄回忆说: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他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杨银禄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杨银禄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江青学开车

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杨银禄。她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杨银禄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汪不敢怠慢,马上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准备一辆教练车。曹科长很快给了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两个月以后,杨银禄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那时外国车再好,也没有坐红旗轿车代表地位,大红旗轿车更是中共显赫人物才可以有权坐到的。

为了保证安全,秘书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就不听指挥了,拐弯她既不减速,也不收油门,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的极惨。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自从江青在延安的土窑子里和毛泽东未婚同居先孕,中共坚决不同意他们结婚,江青坚决不同意打掉孩子,她整天挺着大肚子在延安来回晃,给毛泽东散丑,终于让那些领导干部屈服了。结婚以后,江青才发现毛泽东拿女人根本不当回事,于是心理更加变态,拿折磨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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