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照片：1945年，湘西芷江会战大捷后，参谋总长何应钦跟集团军以上高级将领交谈。
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毅肃、美军军官柏德纳。（网络图片）
别的环境先不说，单说（大陆）影视，装扮国军将领简直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像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说起咱老中称兄道弟，是有规矩的，不能乱来。同辈之间，或者是长辈对晚辈，在社交和书信中是可以称兄道弟，也就是说，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
但是，对于辈分高于自己的尊者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
历史真实照片：1926年7月，蒋介石统帅国军从广州黄沙车站出征北伐。
前排站立军人：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党国元老张静江身后右边）、
参谋总长李济深（右二）、代参谋总长白崇禧（右一）。（网络图片）
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介石、阎锡山、程潜、李济深、何应钦、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
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
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
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为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同样是这个傅作义，在涿州守城时，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分的原由。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也就是说，资浅者是不能称呼资深者为“某某兄”的。
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谦词。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介石称白崇禧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因为蒋介石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又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学历辈分、任职都高于出身于保定军校、正担任蒋之参谋长的白崇禧，而且从年龄上说蒋也大白几岁，是适合使用这样的谦词的。但反过来，如果白崇禧也称蒋介石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就是当时的道德礼仪所不能允许的了。
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出于谦恭，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辈分低于傅作义的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
从一份1948年李济深与白崇禧的书信往来中，也很好地说明了此一情况，在李给白的信中，称白作“健生兄”，而白给李的回信中，则称李为“任公”，这就对了，因为李的辈分略大于白，而又非白的直接上级，出于礼貌，对年龄、资历都略小于己的白崇禧如此称呼是恰如其分的，但如果白给李的回信中以“任潮兄”相称的话，那同样也是没大没小了。电影中设计成杜称傅“宜生兄”是荒谬的。实际上，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得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
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得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一会坐着，一会站起来踱步，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地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分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诚（保定八期生）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行倒是行，但不是很妥。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不同于白崇禧与李济深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往往双方年龄相差不会很大，职级相差也不会很大，出身与职级互补，拉平了，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介石给李的电报中有“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之句。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习惯。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称对方时使用，哪怕只大一天。冯治安死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送的挽联开头都写“仰之吾兄”，而独独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等送的挽联开头以“仰之吾弟”称之，这并不是刘、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派系，单凭张对樊“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分的人可以使用，辈分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称程潜“颂公”（程潜字“颂云”）等。
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分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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