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了……(图)

小时候流行的一套书《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的未来呢？（网络图片）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过的很清苦。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的《动物世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很幸福。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非常可怜。我想：全世界这么多人，我真是很幸运，出生在中国。

而且老师说，以后的生活会更好，我们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酱就分芝麻酱，想吃烧鸡就分烧鸡。老师流着口水在台上讲，我们流着口水在台下听。我又想：我又不那么幸运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随便吃烧鸡。

当时流行一套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书里面说，2000年的时候，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家里都使唤机器人，还能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住在火星别墅里。我有时候记不清四个现代化是在2000年实现，还是20000年。有一次觉得是20000年，用减法一减，发现离现在有一万多年，心头非常悲伤，觉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时候了。后来发现是2000年，离当时只有十几年，感觉就像在路上捡了一个大钱包。

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来会更加美好。

我们还学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小学的时候常唱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们，后来有的去了国外，有的成家立业，有的在花园里走路时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还有的在坐牢。当年他们都唱过这首歌，和我一起。

那时，和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相信现在，更相信未来。

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为我们杜撰的黄金世界。

我小学时的老师教育我们：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

说起这位老师，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当时我们那儿发生过一次轻微地震，从那以后就人心惶惶。有天夜里，教师家属院里有人大喊一声“啊呀”，然后又一片安静。我们这位老师惊醒了，以为地震了，他也没声张，一个人悄悄穿着短裤奔出房间，奔过20米的走廊，一个健步越过阳台栏杆，从三楼跳了下来，咔嚓一声摔断大腿。他瘸了一个学期，看谁都恶狠狠的。

这些事情真是很难形容。我当时是个小孩子，就更加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

后来这位老师不教我们了。但课堂上也好，电视上也好，还是不断有人教育我：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我无法反对这个说法，是啊，谁能说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举行世界级的大型活动，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来很奇怪。比如空气质量本来特别坏，大家呼吸著有毒的空气，但谁也没办法。可是一旦举行奥运会，为了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就不许排污，甚至不许大家装修房子。改善空气质量是好事，但这样改善让人有一种屈辱感。再说，不许装修房子又有什么道理呢？

小时候常听到一句话：“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们呼吸有毒的气体，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这都是小事。但是那几天里，熏着外国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说，这是为了国家的形象。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只知道，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贱。

为什么我活得贱，国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许是我太敏感了吧。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时间，连着爆发了好几次幼儿园杀人事件。有些人渣冲到幼儿园里头，砍杀儿童。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一位大学老师非常担忧，他担忧的不是儿童没有得到保护，而是“此事传播出去，会影响国际声誉”。这样的想法我很难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们死掉，而是害怕我们没有默默无闻地、像狗一样地死掉。好像只要我们默默地死掉，这样国家就有声誉了。

其实，宁肯关起门来吃屎，也不愿出去倒马桶的人家，怎么可能在邻居里头有好声誉呢？

有人说，外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我想这是可能的，许多媒体确实可能在丑化中国。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们所杜撰的天堂里，是不是有点太干净，有点太纯洁——干净纯洁到了反而像空虚的地狱呢？

本来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想是怕外国友人看了他们恶心，所以把他们赶走了。当然他们后来又回来了，可我不知道：被赶走的日子里这些乞丐是怎么想的。

也许什么都没想，觉得世间本就该如此吧。

有人说我们丢失了信仰。丢失，意味着以前有过。我不知道50后，60后什么样，但从我个人经验看，我们这一代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园里，我曾相信自己将生活在一个更美的花园里。但这不是信仰，我不过是把自己交讬在一个邪灵的手掌里，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为我考虑。这算是什么信仰呢？这里又有什么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失火了，我们应该学习赖宁去救火，然后被烧死；暴风雪来了，我们应该学习草原小姐妹去救马，然后被冻死；打仗了，我们应该学习董存瑞去攻碉堡，然后被炸死。我知道，这些人是英雄。我们都该学习。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教育我，应该用生命去做什么，却很少有人教育我，应该为生命而做什么？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现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时候，街头经常会贴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然后就会有卡车，拉着这些五花大绑的人游街，最后拉去枪毙。说到枪毙，我忍不住要拉杂多说几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林昭被处死后，她家里人得到的第一个通知是催缴子弹费。这个很荒诞，写到《第42条军规》里，会被美国人当成作者杜撰的艺术情节。不过我记得在以前，这不是艺术，而是惯例。你自己这么坏，政府在百忙当中要枪毙你，怎么还能让政府自己花钱呢？大家好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宣布取消子弹费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还很感激了一下，觉得政府情愿让罪犯钻空子白死，可见是何等大度。

我们那些小孩子很喜欢看游街，能跟着跑一路，胆子大的据说还看过枪毙人。我胆子不够大，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地方，从没见过。但是有小朋友自称看到过，绘声绘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没怎么禁止。

我们就这么胡乱长大起来了。

有人说当年我们如何充实，如果有信仰，他们也许是这样吧。反正我当年从来没有充实过，从来没有过信仰，我只是跟着游街的车子跑。

他们在车子里，而我在车子外。要说信仰的话，也许这就是信仰吧。

后来终于渐渐地，我们发现身上的邪灵之手，并不像想像中地那么完美，于是很多人有了一种幻灭感。现在大家说这些东西都无聊，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辈子值不值得过，就看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

有人说：哎呀你看，我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其实，依我看，我们一直是被塑造成犬儒主义者，从来没有所谓的变。要说变，最多变的只是脸谱。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纯真；在青年的时候，我们不曾燃烧；在成年的时候，我们不曾成熟。我们是什么呢？

记得早几年电视上有个广告，上面一个童音在说：“一靠政策二靠天”，后面还说什么我记不得了。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只能对它们给予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

那时候经常要写作文，常见的一种作文就是扶老大娘过马路。老大娘颤巍巍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对老大娘行个少先队礼，说“我叫红领巾！”然后就匆匆离去。

多年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新闻：“山西省原副省长薛军逝世。据说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务，饭前独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晕了过去，街上过往行人，无一人上前搀扶。”这样的事情在社会新闻里还有很多，只不过老人是“原副省长”，让人觉得格外有讽刺的味道。

我读了那么多小刚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写了那么多扶老大娘过马路的作文。但在我长大以后，居然没人敢搀扶一个摔倒的老人。我想：现在有多少家长敢教育孩子，见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搀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医院把没有钱的病人赶出去等死；家长不敢鼓励孩子在街头扶起老人；教师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课文；播音员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闻。法院认为扶起一个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队认为免费搭载一个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有时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纹身，该在胳膊上刻下什么关于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谢祖国吧，我也没得过什么金牌；刻八荣八耻吧，我胳膊上又没那么多地方。

也许我该刻上之前一句时髦的话：“神马都是浮云”。然后，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走在冬日阳光灿烂的街头，让阳光打在脸上，假装自己非常洒脱，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从没有过困惑，假装自己像鱼一样，从不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