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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這麼胡亂長大了……(圖)

 2021-12-17 08: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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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後流行的一套書《小靈通漫遊未來》,我的未來呢?
小時候流行的一套書《小靈通漫遊未來》,我的未來呢?(網絡圖片)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大家過的很清苦。沒什麼好吃的,也沒什麼好看的。白天看老師們帶著菜色的橘子皮老臉,晚上搬凳子到鄰居家看趙忠祥的《動物世界》。一天天就這麼過去,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

老師告訴我們說,我們生活的很幸福。外國的小朋友就沒我們這麼幸運。他們在垃圾箱裡翻東西吃,光著腳在街上賣火柴,非常可憐。我想:全世界這麼多人,我真是很幸運,出生在中國。

而且老師說,以後的生活會更好,我們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到時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醬就分芝麻醬,想吃燒雞就分燒雞。老師流著口水在臺上講,我們流著口水在臺下聽。我又想:我又不那麼幸運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隨便吃燒雞。

當時流行一套書,叫《小靈通漫遊未來》,書裡面說,2000年的時候,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家裡都使喚機器人,還能坐宇宙飛船飛往太空,住在火星別墅裡。我有時候記不清四個現代化是在2000年實現,還是20000年。有一次覺得是20000年,用減法一減,發現離現在有一萬多年,心頭非常悲傷,覺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時候了。後來發現是2000年,離當時只有十幾年,感覺就像在路上撿了一個大錢包。

這就是我對未來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來會更加美好。

我們還學過一首歌:「我們的祖國像花園,花園裡花朵真鮮艷。和暖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都笑開顏」。小學的時候常唱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們,後來有的去了國外,有的成家立業,有的在花園裡走路時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還有的在坐牢。當年他們都唱過這首歌,和我一起。

那時,和暖的陽光照在我們臉上,我們相信現在,更相信未來。

我們相信共產主義為我們杜撰的黃金世界。

我小學時的老師教育我們: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個人利益要服從於集體利益。

說起這位老師,我想起了發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當時我們那兒發生過一次輕微地震,從那以後就人心惶惶。有天夜裡,教師家屬院裡有人大喊一聲「啊呀」,然後又一片安靜。我們這位老師驚醒了,以為地震了,他也沒聲張,一個人悄悄穿著短褲奔出房間,奔過20米的走廊,一個健步越過陽臺欄杆,從三樓跳了下來,哢嚓一聲摔斷大腿。他瘸了一個學期,看誰都惡狠狠的。

這些事情真是很難形容。我當時是個小孩子,就更加難以說清自己的感受。

後來這位老師不教我們了。但課堂上也好,電視上也好,還是不斷有人教育我:個人利益要服從於集體利益。我無法反對這個說法,是啊,誰能說集體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舉行世界級的大型活動,這個城市裡就會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來很奇怪。比如空氣質量本來特別壞,大家呼吸著有毒的空氣,但誰也沒辦法。可是一旦舉行奧運會,為了保障奧運會期間的空氣質量,就不許排污,甚至不許大家裝修房子。改善空氣質量是好事,但這樣改善讓人有一種屈辱感。再說,不許裝修房子又有什麼道理呢?

小時候常聽到一句話:「國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們呼吸有毒的氣體,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這都是小事。但是那幾天裡,熏著外國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說,這是為了國家的形象。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我只知道,這樣讓我覺得自己活得很賤。

為什麼我活得賤,國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許是我太敏感了吧。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時間,連著爆發了好幾次幼兒園殺人事件。有些人渣衝到幼兒園裡頭,砍殺兒童。事情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惶惶。一位大學老師非常擔憂,他擔憂的不是兒童沒有得到保護,而是「此事傳播出去,會影響國際聲譽」。這樣的想法我很難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們死掉,而是害怕我們沒有默默無聞地、像狗一樣地死掉。好像只要我們默默地死掉,這樣國家就有聲譽了。

其實,寧肯關起門來吃屎,也不願出去倒馬桶的人家,怎麼可能在鄰居裡頭有好聲譽呢?

有人說,外國媒體在妖魔化中國。我想這是可能的,許多媒體確實可能在醜化中國。 但另一方面,我們有沒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們所杜撰的天堂裡,是不是有點太乾淨,有點太純潔——乾淨純潔到了反而像空虛的地獄呢?

本來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開運動會的時候,他們就不見了。我想是怕外國友人看了他們噁心,所以把他們趕走了。當然他們後來又回來了,可我不知道:被趕走的日子裡這些乞丐是怎麼想的。

也許什麼都沒想,覺得世間本就該如此吧。

有人說我們丟失了信仰。丟失,意味著以前有過。我不知道50後,60後什麼樣,但從我個人經驗看,我們這一代也許從來就沒有過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園裡,我曾相信自己將生活在一個更美的花園裡。但這不是信仰,我不過是把自己交託在一個邪靈的手掌裡,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為我考慮。這算是什麼信仰呢?這裡又有什麼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這樣:失火了,我們應該學習賴寧去救火,然後被燒死;暴風雪來了,我們應該學習草原小姐妹去救馬,然後被凍死;打仗了,我們應該學習董存瑞去攻碉堡,然後被炸死。我知道,這些人是英雄。我們都該學習。但我不明白:為什麼總是有人教育我,應該用生命去做什麼,卻很少有人教育我,應該為生命而做什麼?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現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時候,街頭經常會貼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惡極,判處死刑。然後就會有卡車,拉著這些五花大綁的人遊街,最後拉去槍斃。說到槍斃,我忍不住要拉雜多說幾句。我讀到一篇文章,說林昭被處死後,她家裡人得到的第一個通知是催繳子彈費。這個很荒誕,寫到《第42條軍規》裡,會被美國人當成作者杜撰的藝術情節。不過我記得在以前,這不是藝術,而是慣例。你自己這麼壞,政府在百忙當中要槍斃你,怎麼還能讓政府自己花錢呢?大家好像沒覺得有什麼不妥。後來宣布取消子彈費的時候,我記得有人還很感激了一下,覺得政府情願讓罪犯鑽空子白死,可見是何等大度。

我們那些小孩子很喜歡看遊街,能跟著跑一路,膽子大的據說還看過槍斃人。我膽子不夠大,也不知道怎麼找到地方,從沒見過。但是有小朋友自稱看到過,繪聲繪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沒怎麼禁止。

我們就這麼胡亂長大起來了。

有人說當年我們如何充實,如果有信仰,他們也許是這樣吧。反正我當年從來沒有充實過,從來沒有過信仰,我只是跟著遊街的車子跑。

他們在車子裡,而我在車子外。要說信仰的話,也許這就是信仰吧。

後來終於漸漸地,我們發現身上的邪靈之手,並不像想像中地那麼完美,於是很多人有了一種幻滅感。現在大家說這些東西都無聊,只有錢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輩子值不值得過,就看有沒有掙到足夠多的錢。一個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沒有掙到足夠多的錢。

有人說:哎呀你看,我們從理想主義者變成了犬儒主義者。其實,依我看,我們一直是被塑造成犬儒主義者,從來沒有所謂的變。要說變,最多變的只是臉譜。

在童年的時候,我們不曾純真;在青年的時候,我們不曾燃燒;在成年的時候,我們不曾成熟。我們是什麼呢?

記得早幾年電視上有個廣告,上面一個童音在說:「一靠政策二靠天」,後面還說什麼我記不得了。這兩樣東西都是我們控制不了的,我們只能對它們給予最美好的希望與祝福。

那時候經常要寫作文,常見的一種作文就是扶老大娘過馬路。老大娘顫巍巍地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就對老大娘行個少先隊禮,說「我叫紅領巾!」然後就匆匆離去。

多年後,我看到的是這樣的新聞:「山西省原副省長薛軍逝世。據說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務,飯前獨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暈了過去,街上過往行人,無一人上前攙扶。」這樣的事情在社會新聞裡還有很多,只不過老人是「原副省長」,讓人覺得格外有諷刺的味道。

我讀了那麼多小剛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寫了那麼多扶老大娘過馬路的作文。但在我長大以後,居然沒人敢攙扶一個摔倒的老人。我想:現在有多少家長敢教育孩子,見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攙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奇怪:醫院把沒有錢的病人趕出去等死;家長不敢鼓勵孩子在街頭扶起老人;教師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課文;播音員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聞。法院認為扶起一個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隊認為免費搭載一個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有時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紋身,該在胳膊上刻下什麼關於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謝祖國吧,我也沒得過什麼金牌;刻八榮八恥吧,我胳膊上又沒那麼多地方。

也許我該刻上之前一句時髦的話:「神馬都是浮雲」。然後,帶著這句惡俗不堪的話,走在冬日陽光燦爛的街頭,讓陽光打在臉上,假裝自己非常灑脫,假裝自己從沒有過沮喪,從沒有過困惑,假裝自己像魚一樣,從不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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