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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神秘又特殊的预言?令人关注未来的谣谶(图)

 2021-12-16 16:3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从狭义的角度,“谣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的预言。
从狭义的角度,“谣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的预言。(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谣谶。从最古老的“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谣就一直为所有人津津乐道。它悄无声息而又如影随形地和中国历史相伴而行,既无审其所来,又不知其所往,只是频繁出没于宫廷、朝堂与民间,大到朝代兴亡治乱,小到个人悲欢离合,都可以随着这一歌谣形式而改变。不过,谣谶究竟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发展的?历史上又流传了哪些预言灵验的谣谶?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为大家粗浅地作一介绍。

一、 什么是谣谶

“谣谶”一词,广泛见于各种古籍,清修《古今图书集成》曾专立“谣谶”一目,那么究竟什么是谣谶呢?

谣者,谣歌也。《诗经・魏风》“我歌且谣”,《毛传》注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左传・僖公五年》正义引《尔雅・释乐》注云:“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简而言之,谣就是一种民间流传的通俗易懂的歌谣,老百姓随兴而作随兴而唱,一般没有经过文人的加工,类似于当今社会上“一等男人,家外有家”的顺口溜,正因为其通俗易懂,因此可以在社会上极大范围内流传。

谶者,验也,就是能够灵验的预言或预兆,这是谶的基本含义。由此引申为预言之书,即所谓“图谶”、“谶纬”是也。

因此,从狭义的角度,“谣谶”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歌谣形式流传于民间的预言。但广义的来看,谣谶并不仅仅是以民间歌谣的形式出现的。相反,它的面目极其繁多,除歌谣外,还有诗词、金石铭文等形式。

二、谣谶的历史

(一)谣谶的起源

人类在蒙昧时期,就渴望着能对未来做出预测,因此谶语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比如甲骨文中大量的卜辞,就可以看做是谶言的一种。但谶言和民谣相结合,这却是古代社会发展到相当阶段后才出现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谣谶,是据说为周宣王时期流传的“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国语》中,倘若其果真出自周宣王时代,那么谣谶的历史可上推至西周末年,即使其为后人所伪造,以《国语》的成书时间来算,最迟也在战国初期出现。——总之一句话:谣谶起源于先秦时代。

“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檿”、“箕”,都是树木的名字,弧,即是弓;服,即是箭囊,“檿弧箕服”的意思就是“桑木做的弓,箕木做的箭囊”。

根据《国语・郑语》的叙述,周宣王时,国都内有这个童谣在流传,正好这时有夫妻二人卖檿弧、箕服,于是就把二人抓起来,责骂一番。而此时王宫内有宫女无夫而诞女,并把幼女抛弃在路边,被这二人捡到了,就带到了褒国。后褒君因罪被天子所拘,遂以此女进献,并为幽王所宠幸,——这女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褒姒,烽火戏诸侯的那位,最后果然因为她而灭亡了西周。

至于褒姒的来历。据《国语》解说,夏朝的时候,曾经有两条龙出现在王宫内,自称是褒人的两位先祖。夏王占卜,无论是杀之、留之、还是送之离开,都不吉,最后留下了二龙唾液(龙漦),藏于盒中,经历商周两朝近千年,未曾打开。直到周厉王末年,厉王发而观之,结果龙漦流淌于地,化为一玄鼋,有女童见之,及笄之后便有了身孕,至宣王时方诞下一女,因她无夫而孕,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所抱养,最终灭亡西周。

《左传》中也记载了一些谣谶,譬如僖公五年:“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炖炖,火中成军,虢公其奔。”这条谣谶预言的就是那场著名的假途伐虢的战争,当时晋军包围了虢都,晋献公问卜偃能不能取胜,卜偃引用了这条童谣回答。这条童谣中包括了很多的天文知识,“龙尾”、“鹑”、“天策”、“火”都是星宿名,解释起来相当麻烦,按照沈玉成《左传译文》直接翻译,就是“丙子日的清早,龙尾星为日光所照。军服威武美好,夺取了虢军的旗号。鹑火星像只大鸟,天策星没有光耀。鹑火星下人欢马叫,虢公就要逃跑”。从童谣中,虢国失败的结局,甚至亡国的时间,都已经预言出来了。

不过这个故事是有破绽的,首先,谣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天文知识,而在天文知识为特殊阶层所垄断的春秋时代,儿童居然能传唱这样的童谣,难道晋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贯彻地居然如此之好?其次,既然有谣谶在先,虢公为什么不预作准备?要知道晋、虢相距只不过一、二百里,实在不算是远。

除此之外,《左传》中还记录了其它一些谣谶,但总的来说,先秦时代的谣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文辞艰深难懂,不排除作者自己创造的可能性。《左传》本来就好作预言,那么作者在其中加入几条谶语童谣,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谣谶的盛行

谣谶的盛行是从两汉开始的,——或者严格说来,是从武帝后期开始的。高惠文景四朝,谣谶尚不普遍,但随着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流行、以及武帝寻仙好道的示范,西汉后期,谣谶遂大行于天下。

汉代谣谶流行,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谶纬的大行其道。所谓“纬”,就是纬书。汉代儒家认为,既然有“经书”,自当有“纬书”,《辞海》解释说:“‘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的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其起源是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 总而言之,纬书是汉代儒家将儒学神秘化、宗教化和神学化的结果,而其又与预言性质的谶相结合,遂成“谶纬”,其中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为怪诞无稽之谈。至隋朝时,炀帝禁毁,其学始微,而纬书也基本上全部佚失,荡然无存。

正是由于汉代谶纬学的盛行,使得谣谶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并极大地影响了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王莽之所以篡位成功,靠的就是谣谶。据说有人挖井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字,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遂以此为据,悍然居摄。后来又有人造铜匮,内有两题签,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当为天子,莽遂据此登基。

此后王莽失政,群雄并起,也多以谣谶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如公孙述称“废昌帝,立公孙”,又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等,后来刘秀中兴即位,依旧以谣谶为依据,这就是著名的《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在刘秀的《即位告天文》中,采用了另一版本,表述为“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谣谶之一。

刘秀称帝虽然更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武力征服,但和王莽相比,他却更相信谣谶。王莽是利用谣谶,因王莽那些所谓的符命,很多是自己伪造的。而刘秀对于谣谶,几乎是真诚的相信。建武元年,刘秀即位之初,即以名不见经传的王梁为大司空、平狄将军孙臧行大司马事,因为《赤伏符》中有“王良主卫作玄武”之语,而孙臧名亦见于谣谶,曰“孙咸征狄”。结果“众大不悦”,咸曰:“吴汉、景丹应为大司马。”刘秀不得已,才以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有流行即会有反对,就在谣谶之说高唱入云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其的批判。比如桓谭,他曾上书刘秀,反对谣谶,云“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直指刘秀“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后与光武议事,帝谓其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识谶。”几乎被暴怒的刘秀斩首。

还有一人叫尹敏,这是个妙人,刘秀派他校勘图谶,他便极力向光武言说谣谶之非,曰“谶书圣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语别字,颇类俗人之辞,虚实难识,恐误后生”,刘秀不接受,他便在谶书空白处写上“君无口,为汉辅”的自创谣谶。“君无口”者,尹也,这就是说他姓尹的,注定要在汉朝当大官。刘秀发现这句话,叫他来问,他回答:“臣见前人多增损图书,是以因自着。”——偶看前人的那些谣谶都是这么出来的,所以我也给自己弄一条。——颇有东方朔之遗风啊。刘秀当时没有责怪,但从此就不升老尹的官了。

最系统的反对谣谶的,当属王充的《论衡》,但这题目说起来太大了,暂且不谈。

到东汉末期,谣谶依然风行不衰。灵帝登基时,有“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和谐”之谶。十常侍之乱,有“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芒”之谶,董卓之死,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之谶,刘表将亡,有“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年无孑遗”之谶,等等。相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会对这些谣谶感到很熟悉。

两汉之后,曹魏开始对谶纬之学加以限制,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谣谶依然持续流行。王濬平吴,有“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之谶,——王濬小名阿童是也。东晋元帝司马睿称帝,有“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之谶,这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条谣谶。冉闵杀胡,据说多年前,佛图澄也曾做出过“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的谶语,冉闵小名棘奴是也。

总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谣谶流传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自皇帝而下,君臣相与造谣传谶,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社会上谣谶蜂起,大行其道。

(三)谣谶的衰落

随着隋朝的建立,谣谶乱飞、人心惶惶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为了安定人心,隋朝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禁毁谶纬之学,炀帝甚至发使四方,搜取与谶纬有关的图书而焚之,至此,从西汉开始流行的谶纬之学,终于灰飞烟灭,彻底寿终正寝了。与之相应的,谣谶也随之受到禁止。

赵翼曾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这么轻松地从外孙手中夺取天下,恐怕杨坚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了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只好找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了,于是谣谶再次粉墨登场。

不过隋文帝的谣谶,很有特色,几乎都是金石刻文,一是发现了几块石头,上面都有文字。其中一块上面有个“坚”字,下面有“八方天心”四字;还有一块从表面看来是块顽石,但剖开来,里面则有花纹,是黄根紫叶的一棵杨树。二是发现了一个大石龟,上有“天子延千年,大吉”字样,与之相配,又有一只活乌龟,肚子上有“天卜杨兴”四字。三是发现了一块大铁板,上写着“皇始天年,赉杨铁券,王兴”。只是这等遮羞布,终究难以挡住天下老百姓的眼睛,他夺天下于外孙之手,之后又杀尽其家的行为,并没有因为王八肚子上的几句鬼话而变得高尚起来。倒是民间另外流传的一条谣谶,更加反应出老百姓的真实想法:“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

隋文帝可以利用谣谶为自己的篡位行为涂脂抹粉,可同样的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那是坚决不答应的,估计这就是隋朝禁止谣谶的原因。——由此也可得知,隋文帝是深知谣谶的真相和本质的。

此外,隋朝的几次造反,都和谣谶有关,汉王杨谅反,有“一张纸,两张纸,客量小儿做天子”之谣,——杨谅小名阿客,量与谅同音。杨玄感造反,有“太白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谣,——杨玄感造反时,太白入于南斗。这两次大的造反都和谣谶有关,估计这也是隋炀帝下狠手整治谶纬的一个原因了。

当然,隋朝最有名的谣谶,莫过于那个“桃李子”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谣谶之一。此文同样暂且不提。

经过隋朝的整顿,到了唐宋元明清,谣谶影响力大为减弱,这时候很多皇帝明确不信谣谶,譬如唐敬宗时,李逢吉与裴度不和,于是散布谣谶曰“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非衣者,裴也。坦其腹者,谓裴度已经暴露了其腹中阴谋是也。至于“天上有口被驱逐”则是说吴元济被平事。而敬宗“虽少年,深明其谤,奖度之意不衰,奸邪无能为也。”宋太祖见到《推背图》,不认为这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反而认为它祸乱了民心,于是下令错乱其顺序,糅杂其内容,以消除影响。明太祖也不信谶,据沈德福《野获编补遗》记载:洪武五年,有人在建昌做歌,曰“龙盘虎踞势岹峣,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大臣奏之,“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

既然皇帝对谣谶的态度如此,部分人士对谣谶的敬畏,自然也不那么强烈,这一时期,谣谶多被某些人利用,或用来打击政敌,或干脆作为起兵造反的一种号召。前者如前面所说的“非衣小儿坦其腹”,后者如元末红巾军起义时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等。

至于民间对神秘谣谶的敬畏,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就算是不信谣谶的统治者,也很难完全对谣谶的传播嗤之以鼻。但以正史中记录的谣谶而言,这一时期的确收录极少,《宋史》为二十四史中篇轶最为浩繁的史书,但其所记载的谣谶却寥寥无几,和《后汉书》、《晋书》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谣谶继续在社会上悄然流传,但已经不复当年盛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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