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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影响梁启超一家深远 文革时却晚景凄凉(图)

 2021-12-03 19:3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梁启超及其正室李蕙仙、王桂荃(王来喜)
梁启超及其正室李蕙仙、王桂荃(王来喜)。(网络图片)

在北京西山,有一座卧碑,后面种着一棵白皮松。前去祭拜碑主人的后人,包括了文学家、建筑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眼见满门奇才纷至,让人好奇。其实,那边长眠着一位一生无私奉献、养育出三院士九才俊,但在文革期间却面临晚景凄凉的女士。她就是近代“维新先驱”梁启超生命中一位重要的女性、梁思永的母亲——王桂荃王来喜)。

和梁启超的盛名相比,王桂荃可以说是鲜为人知;和梁家儿女出生名门不同,她的早年也颇为心酸坎坷。王桂荃原名王来喜,1886年生于四川省广元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后,她母亲就去世了;4岁时父亲也去世,继母把她卖给人贩子。几经转卖,王来喜最后被京城的官宦之家李家买下做丫鬟。

1891年,23岁的李家大小姐李蕙仙,和19岁的梁启超结婚,王来喜也一同跟到梁家。她性情温顺,做事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家眷先后出逃日本。王来喜虽然不识字,但勤奋好学,她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并负责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

1901年,李蕙仙在东京诞下梁思成,夫妇俩都非常高兴。但是,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夫妻二人又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结婚10年,思成前面只有一个姊姊思顺,梁家人丁实在太少了。

两年后,在李蕙仙的主张下,梁启超把王来喜收为通房丫头,并为她起了大名王桂荃。而王也不负厚望,先后生育养大四子二女,分别为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和梁思礼。

但是,就像《红楼梦》中的平儿和袭人,虽然成了通房丫头,她们的身分依然是仆人,主仆有别,王桂荃也是如此。从梁启超给儿女们的家书中看,王桂荃一般被称为“王姑娘”或“王姨”,孩子们也不喊她“母亲”或“妈妈”。

然而,没有名分的王桂荃依然无私付出,被梁启超另眼看待。他曾对最心爱的长女梁思顺说,“她(王桂荃)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也很深,包括李蕙仙所生的三个孩子——思顺、思成和思庄。

民间流传着一段轶事,说梁思成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打他。王桂荃吓坏了,一把将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蕙仙还在气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王桂荃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而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也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写道,“虽然她(王桂荃)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有一年在天津,十多岁的思庄染上白喉,住在医院里,王桂荃日夜守护在旁。思庄的嗓子化脓,病情严重。一天,她对着王桂荃大叫,“我要死啦,快叫爹爹来吧。”王桂荃又心疼又着急,她精心照料,思庄终于转危为安。

不幸的是,那时候,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梁启超的四女,也染上了白喉。由于要护理思庄和别的病孩,王桂荃分身无术,四女最终因照顾不周夭折。吴荔明说,“四姨死时已经10岁,这对婆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为了不影响公公的事业,她偷偷地躲在厕所里流了不知多少泪,她强忍悲痛依旧每日承担着大量的家务劳动,不但不怨妈妈,反而更加疼爱妈妈。”

梁启超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后来与妻子李蕙仙合葬,王桂荃也被葬在此处。图为北京植物园的梁启超墓。
梁启超1929年病逝,后来与妻子李蕙仙合葬,王桂荃也被葬在此处。图为北京植物园的梁启超墓。(图片来源:看中国合成图/Shizhao/维基百科)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终年55岁;不到5年,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56岁。根据吴荔明的记录,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当时,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最小的孩子梁思礼才5岁。是王桂荃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思礼送去美国深造。

梁家子女九人,被后人称赞“一门三院士,九子皆英才”。其中,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和思成同时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其他兄弟姊妹也各有所成,比如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思忠曾就读美国西点军校,回国后任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等等。

子女各个成才,离不开他们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家庭栽培,其中,就包括王桂荃无私的付出。但是,王桂荃并不是一个一心只扑在家务事上的家庭妇女。她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每天看报、听广播,关心时事,可以和子女们交谈,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她也很有生活情趣,喜爱旅游,平日在北京会到各公园走走。1957年,她已年过七十,却只身一人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去杭州游西湖,归途中还特意去黄山看看。在和梁启超的长期相处中,她还形成了幽默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

当年,思成学建筑,思忠学军事,思永学考古。她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王桂荃活得很洒脱,与子孙们的感情也很好,晚年本来应该很愉快也很幸福。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卖掉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把家搬到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每逢她过生日,梁家就要聚会,有时在她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

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王桂荃大约是顺应中共的号召,开始接受租客。2020年,一位名叫李彤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记录自己当年租住在梁家四合院的日子。他和王桂荃同住一个院子近十年,可以说是老人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

据李彤回忆,王桂荃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挥动着大扫帚,在院子里哗哗地扫地。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蹲坐在东耳房外,和保姆一起择菜。李彤亲眼看到,她终生保持勤快。

时间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原本平静的四合院生活。6月5日,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保皇派”一词,就是从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借题发挥。而王桂荃被戴上了“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这顶大帽子。

8月下旬,北京34中的红卫兵冲进院子里“破四旧”,抄了王桂荃的家。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要求交代先夫的“罪行”。她刚说了句,“我先生闹革命的时候……”就立即被呵斥说,“住嘴!他哪闹过什么革命!”同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再把梁启超当作反面人物点名。

王桂荃的处境更糟了。她被剥夺四合院的房产权,被赶出自己的卧室,住进院里一间阴暗的小屋;每天早上,她还要在街道的监督下,扛着扫帚去扫街。而当时,梁家后代也都在文革中受尽迫害,自身难保,没人能顾得上她。

1968年,82岁的王桂荃孤零零地死去。关于她临终前的凄凉,我们找到一些描述。她的小女儿梁思宁曾经写纪念文说,“母亲在被抄家后患晚期直肠癌,因为年老和无人照应,兄嫂没同意施行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榻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却不见一个子女来看望她。”“老人临终时只留下一句话:‘我知道孩子们不能来。’她含着无限的悲伤离开了人间,至今连骨灰都无法找到。”

她的外孙女吴荔明也说,“去世时,婆孤单一人,她多么希望能再看一眼她的儿女们啊,但儿女们不能来床前告别,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无一幸免。”

一生勤恳、无私付出的王桂荃含恨去了,留给儿孙们无限的悲伤。1993年,在梁启超诞辰120周年时,梁家后代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纪念王桂荃。大家商量后,想在北京西山,梁启超和李蕙仙合葬墓的边上,种一棵母亲树,寄讬思念。

但那时,曾被狠批的梁启超,他的墓地又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后代想在那里种棵树,都要经过中共大小官员的层层批准。终于,1995年4月,梁家人在梁启超墓边上种下一棵白皮松,并立下一座卧碑。碑文中,子孙们刻下“梁启超第二夫人”这几个字,肯定王桂荃在家中的名分和地位。

碑文还写道: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子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梁氏子女九人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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