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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委与王岐山出席人大会议 习近平大谈领导层“有序更替”(图)

 2021-10-16 10:4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52

习近平在10月14日的中共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大谈领导层的“有序更替”
习近平在10月14日的中共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大谈领导层的“有序更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0月16日讯】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特别是习近平是否连任党魁,是明年中共“二十大”的关键议题。目前中共激烈内斗都是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但是就在这敏感时刻,习近平在10月14日的中共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突然大谈领导层“有序更替”,被认为透露出他对连任之路的忧心。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及王岐山都出席了这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大谈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而评价一个国家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就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众所周知中国的选举在中共操控之下的“伪选举”,因此习近平此话一出,外界一片哗然。时评人陈破空在最新的节目中嘲笑说,大部分中国人连选票都没有见过,何谈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

民主只是中共用来欺骗老百姓的口头禅

习近平称,“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这句话本身的逻辑并没错,但在中国大陆,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现有中共人大制度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注脚。

习近平称,“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应该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所谓的“人大代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但很多人都知道,所谓的“人大委员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共高官退休后,一般都到人大常委会养老,级别高的可能获得副委员长的头衔,阶别低些的只能混个委员之类。

“人大代表”是被指定的,中共的人大会议一年也只开一次会,平时的权力都在人大常委会。“人大委员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到底听党的,还是听人民的,也一目了然。因此,中共人大又被称为“橡皮图章”,人大代表被称为“举手机器”,现在应该叫“按钮机器”。

习近平也不讳言地称,“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

这些要求,等于把之前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推翻了。人大不但没法代表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反而要接受党的监督和领导。“人大代表”还被要求“站稳政治立场,履行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人大被明确定义为中共的一个“政治机关”。

这样的制度,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制度优势”,以这样的制度对外“竞争”,如今的局面已经“高下立判”。中国没有民主,中共内部同样没有民主,中共权力交接的血雨腥风更毫无“优势”可言。

中共高层从来难以实现“有序更替”

习近平在讲话中少见地谈到了权力更迭的敏感话题,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答案当然又是否定的。中共的权力更迭,每每伴随着激烈内斗,可谓无法无序;胜者为王,败者至少会成为阶下囚,甚至被处死。中共高层的决策,更谈不上“科学化、民主化”,目前中共遭遇的一系列内外难题,正是高层一系列错误决策造成的;一般能力的人应该都看到了问题所在,却不允许说,否则就是“妄议中央”,真正的人才又怎么可能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中共即将进行新一轮的权力更迭,习近平要连任,当然要防止有人公开反对、搅局,因此借机对党内喊话,希望“有序更替”、少出岔子。习近平讲话后,栗战书马上表态称,“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确保人大各项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此次中共人大工作会议,政治局七常委和王岐山悉数出席,习近平借机对党内上下全面喊话,公开提及领导层“有序更替”,实际等于在为关键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铺垫。

中共的所谓“制度优势”,或许能帮助少数人继续掌权,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但中国对外不但继续毫无“竞争”优势,还只能劣势连连。

中共内外都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始终在内部,中共高层既怕老百姓,更怕党内的对手,却妄谈对外“竞争”。中共最终的结局,也必然倒在自己所谓的“制度”之下。望这样的日子早点到来,中国老百姓的苦日子早点结束。

习近平这次公开喊话难有成效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分析中共20大前政坛走势时曾提到,中共内斗之所以渐趋激烈,除习近平反腐在贪婪攫取财富的中共权贵内激起矛盾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修宪筹划终身制,同时却要求党内其他官员完成更替。

吴国光说,“这次最激烈的矛盾是在“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是要七上八下,习近平明年69岁绝对不下,其他人68岁要下,这里面矛盾就非常激烈。”这样看来,习近平这次公开喊话,恐怕难有成效。

另外,习近平还在这次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

习近平的“竞争”和拜登的“竞争”

10月6日,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会面后,白宫的声明继续强调“负责任地管理两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性”。新华社发布的声明则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10月14日的中共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

事隔一周,习近平也谈“竞争”,似乎同意了中美“竞争”的概念。假如习近平所说的“竞争”不是指美国,又会指哪些国家呢?

习近平和拜登的叙事方法恰好相反。拜登把对抗或“冷战”降格描绘成“竞争”或“激烈竞争”;习近平表面上也说“竞争”,实际的解释却是对抗和争霸。两人说法不同,但都无法回避中美对抗的现实。

拜登试图回避一争高下,习近平却偏要一争高下,因此始终想争夺“战略主动”,只是实力不济、手段有限。无奈之下,习近平把人大的花瓶制度也描绘成了“制度优势”,还试图诠释民主,实际却揭示了中共政权内外都感到了强烈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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