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均贫富”？(图)
【看中国2021年8月25日讯】之前说过，经过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各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严重恶化，目前的气候越来越极端，而且这种极端化的趋势还仅仅是开始，气候极端化就会推动食品等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升，当基本生存支出（食品支出为主）超过了部分人的收入之后，这部分贫困阶层的民众就会食不果腹，社会就会陷入动荡，这是当今时代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尖锐问题。
当时是这么说的：“维持基本生存的“阈值”不断上升，食不果腹。比如，一个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如果定在1000元，如果最基本的食品支出是800元（即‘阈值’），这部分人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但如果食品价格指数上涨40%，阈值就上涨到1120元，最低工资水平就填不饱肚子，社会就会动乱。
目前，阈值的上升已经摧毁了南非和古巴，在极端气候的推动下，未来的阈值会继续上升，每当阈值超过一个国家人们的基本收入水平之后，就会摧毁这个国家，你既然已经看到了南非刚刚经历的遭遇就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当时，提到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当然是打土豪分田地，虽然办法会有很多差异，但肯定会形成全球性浪潮。源于当财富更加平均之后，抵御‘阈值’上升的能力就会增强，这是十分明显的。
各国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会千差万别，这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不同的方式也就决定了各国的前途。”
有朋友说，为何不能用快速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产出没有增加、而最低工资水平快速提升的时候，货币快速贬值就会推动通胀，物价上涨的速度就会超过最低工资的上涨速度，所以也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同时，最低工资水平提升的速度加快时，就会超过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只能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就会让更多人陷入贫困状态。最明显的事例是阿根廷，这个国家一直在采取这种办法“解决”问题，所以阿根廷长期处于高通胀的火海中，近年来的经济也不断衰退，所以，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问题。
最近几天，中国国家管理层提出要推动“三次分配”，一切都在不言中。这说明管理层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敏感。
平均社会财富是目前所有国家都在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一，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最终都是靠终端需求拉动的。
中国拉动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其实只有一驾马车，那就是消费。将商品出口到其他国家那是因为其他国家有消费市场，没有消费市场的投资就毫无意义，源于没有投资收益就只能制造死账烂账。所以，消费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贫富差距恶化之后，广大贫困阶层就会丧失消费能力，全社会的消费就会萎缩，过去的投资就会成为死账烂账，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本质是借用别人的消费市场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逆全球化时代正在快速走来，这是所有人都已经看到的事实，各国都在以各种手段保护自己的消费市场，比如，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要求购买国货，而德国有些重要的政界人物也已经提出要使用关税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内部市场等等，很多重要的经济体都在做这样的事。此时，建设好自身的内部消费市场就比以往时期更加重要，也就是说，能否推动本身的均贫富就直接决定了本国经济的前途。
没有内需市场的壮大（相当于没有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就没有内循环，当出口受阻的时候，其结果是明摆着的——窒息。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富人的财富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获取的（想到了老虎和苍蝇），在中下阶层的生活勉强维持的时候，社会的忍耐力比较强，社会还可以稳定运转。但当阈值上升让底层人群的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忍耐力，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会爆发，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而一个动荡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失败的社会，看看最近几年的委内瑞拉就清楚，它已经从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倒退回了1990年之前，成为全球失败国家中的典型。因此，推动均贫富实际已经是各国的政治任务。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以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同的均贫富方式也会决定不同的结局：
第一，使用法律和税收手段、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均贫富。
比如通过对个人征收房产税、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高奢侈品税甚至直接征收现金税等，对部分企业（比如烟酒企业和具有一定公共服务性质的高利润企业）征收收入调节税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强社保和医保的支付能力，让社保、医保覆盖更多的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
给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这种做法目前已经存在于很多国家；给低收入人群减税；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具有更高水平的技能，提升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教育负担等等，上述措施是化解贫富差距的基础性手段。
由官员们带头推动、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全社会的社会责任感，让富人更愿意自愿（注意，必须是完全自愿而不是强捐，如果以各种方式强捐就变成了“第二”）捐助，建立起民间的社会救助体系，救助灾区和贫困人口，对社会稳定起到辅助作用。
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给贫困人群托底的措施。
这种手段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由于富人多承担的税赋（除了扣除极少的管理费用之外）完全并且透明地（实现“透明”很重要）用于补助低收入人群，就可以尽量避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终归一个社会的稳定是所有人的利益，富人可以理解这些做法，得到补助的人群也有感恩之心；其次，通过这种手段均贫富，对所有的富人（和穷人）均是一视同仁，富人们很清楚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基本上不会损害他们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在均贫富的过程中在辅助弱者的同时又绝不奖励懒人，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均贫富的过程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损害，避免损害经济发展。
公开、透明、在均贫富的过程中不产生新的受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给弱者托底但又不奖励懒人，不损害生产力，循序渐进，就像中医一样对社会进行调理，最终就可以实现理想的效果。
第二，通过行政手段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均贫富。
行政权力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此时均贫富的对象就只能指向行政体系之外的部分富人，这是不公。只要有不公，就会制造新矛盾。
每个在地方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与本地的富人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均贫富的过程中就会掺杂个人的好恶因素，就会继续产生不公，继续制造新矛盾。
当从富人身上获取财富之后，如果不是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完全以医保社保、食品券等方式进入中低收入人群，就必然会产生新的“受益者”。比如，用于修建新的基础设施，名义上也是扶贫，但却会产生新的受益者；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资金拨付给乡镇，由乡镇用于扶贫，也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受益者等等，此时，就会形成部分人对部分富人进行掠夺的事实，让均贫富的过程成为部分人发家致富的手段。
总而言之，只要在富人与底层人群之间进行财富转移（即均贫富）的过程中出现第三方的受益者，就会导致以下结果：首先，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这种模式实际是杀富济富式的财富转移过程，低收入阶层不仅得不到有效的救助，还会让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其次，由于部分人掠夺了另一部分富人（这部分往往是劳动者或经营者），而穷人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由于通过劳动和经营获得的财富可以被肆意掠夺，人们就会彻底失去劳动与经营的积极性，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会出现剧烈倒退，而失业上升之后，穷人的生存状态继续恶化。最后，既然可以公然掠夺富人的财富，就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放大人性之恶，让社会秩序遭到彻底的破坏，让道德水平剧烈倒退等等。
之所以少数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会采取这种做法均贫富，一般都是为了对“形成贫富差距恶化过程中的责任”进行甩锅，部分富人成为甩锅对象，结局往往也非常惨烈。
第三，还有一些国家拒绝进行均贫富，最终的结局就是经济萎缩导致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爆发，社会不断陷入混乱与动荡。
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会酿成长期的恶性通胀，最终起到的也是均贫富的效果（整体贫困化），但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极为深度的破坏，丧失以往的经济发展成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拉美国家都出现了十多年的恶性通胀，导致社会整体性返贫，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表现。
适度的贫富差距可以调动人们劳动与创造的积极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绝对的均贫富就是有害的，但贫富差距恶化又会导致社会的倒退。所以，如何实现合理的均贫富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难题（所以，各国所采取的方式最终还是由本国的文化所决定），有些国家通过均贫富让自己的经济再次踏上健康的发展之路，有些国家却会形成新的掠夺，最终出现均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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