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此多娇?饥荒年代的中国画家(组图)


黄胄《丰收图》(局部)

中共为掩饰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罪责,特地组织一批大名鼎鼎的画家,游山玩水、好吃好喝,让他们炮制一批祖国美好丰裕风景的“杰作”,欺骗中外世人。这批大画家甘之如饴,从未有过反省,那些作品至今仍是高价拍卖品!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画家笔下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1959年的中国江山却是国穷民饿。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现实中的江山早已凄风苦雨。

上年“大跃进”亢奋后,1959年,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傅抱石《韶山诗意图》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李可染《六盘山》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不仅被饥饿省份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叶浅予《荷花舞》

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李琦《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

先来看看北京美术界。

油画,詹建俊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王征骅《南昌起义》,蔡亮《延安火炬》。

国画,李可染根据毛泽东《七律・长征》作画,成为他“首次离开写生对象”虚构山水画的“交响史诗”。(参见王鲁湘《一曲讴歌人类精神的交响史诗——读李可染山水画【长征】(1978年)》)


黄胄《丰乐图》

1959年黄胄喜创作5.1平米的巨幅国画《赶集图》(又名《载歌行》),邓拓特地题跋:“马儿驰,驴儿驰,生活而今胜旧时……”又根据小说《红旗谱》创作《春兰图》,贫农的女儿春兰,戴银挂玉在思考革命问题;喜气连天的《丰乐园》还获得大奖。


石鲁《转战陕北》

陕西画家石鲁,这年创作歌颂毛泽东的《转战陕北》及气势宏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诗意画《高山仰止》。石鲁宣称找到了创作诀窍——“画有我之思想”。(参见叶坚、石丹《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2003)面对“千村薜荔人遗矢”的现状,石鲁画中表现的“思想”难道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关山月被召进京,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创作巨幅国画。《傅抱石传》显示,创作期间傅抱石曾请总理批酒喝,得到两箱茅台。(曾经随傅抱石二万三千里旅行创作的画家)黄名芊(在一本专著中)说,(离店)打扫时,宾馆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

为了创作这幅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画,专门成立“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了许多为绘画服务的工作人员”。荣宝斋供应30多张古丈二匹宣纸,每张时价60元——这项开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费。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以上图片来源皆为网络图片)

当初傅、关两人拿不定主意时,陈毅给画什么内容提了个醒,郭沫若主张把太阳画出来。完成的《沁园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绿山川、苍松翠石,远景是白雪皑皑,山舞银蛇;中景连接南北原野,黄河长江横贯。(参见陈俊宇《江山如此多娇——试论关山月早年山水画艺术的发展趋势》)

周总理看画后提出,太阳小了一点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将近一米后,才找到合适位置。5.5×9米巨画完成后,毛泽东亲自题名:江山如此多娇。

可以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由傅抱石、关山月、毛泽东共同完成,周恩来担任艺术总监。(参见黄名芊《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23000里写生实录》P111-112,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传》P439-442,百花洲文艺,1993)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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