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邮门”发酵 参议员要福奇因道德责任辞职(图)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图片来源: OLIVIER DOULIERY/AFP/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6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成容编译)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保罗(Rand Paul),要求解雇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并声称,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据称由美国资助的功能增益研究方面对他撒了谎。

参议员:福奇负有道德责任

据《每日邮报》6月3日报导,保罗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The Ingraham Angle节目中,他声称Buzzfeed News和《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数千封电子邮件证明,福奇可能对COVID-19的开发负有部分责任。

在上个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保罗指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中国研究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但福奇告诉保罗:“你的说法完全不正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资助武汉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

6月2日,这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说,福奇负有“道德责任”,同时断言,COVID-19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创造的,这一理论还没有得到证实。

福奇在《唐龙报导》(The Donlon Report)中接受了NewsNation Now主播维特(Leland Vittert)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为美国向武汉实验室提供的一笔拨款进行了辩护。

科学家们对COVID-19的信念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理论上,即它在感染人类之前从蝙蝠自然传播到一个中间动物。关于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脱的说法被笑称为阴谋论,但即使是哈佛和剑桥等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一封信中提出,在有更多证据之前,不能排除这些“假设”。

在功能增益研究中,科学家改变生物体和疾病,以研究它们如何变得更致命或更容易传播。病毒学领域广泛依赖于此类研究。

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的福奇,否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直接资助武汉的功能增益研究。

然而,保罗对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断言,最近披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福奇承认资助功能增益研究。

保罗说:“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中间偏左的人都曾说这是一个阴谋,不可能在武汉实验室发生。现在,即使是福奇博士也说我们应该调查它。但这些电子邮件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即福奇博士从一开始就担心他一直在资助功能增益研究。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但至今没有承认。”

保罗在采访中声称,“有很多证据”表明,福奇对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的看法受到“利益冲突”的影响。

保罗说:“如果事实证明这种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看起来确实如此,那就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是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者,直到今天还在说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人,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科学家,我认为这很幼稚,真的应该把他从现职中拿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位于美国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了37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研究2014年从蝙蝠中出现的冠状病毒的风险。生态健康联盟反过来将其中近60万美元的资金分配给其合作者,武汉病毒研究所。

保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声称,福奇的电子邮件显示,他早在去年2月大流行出现时,就担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功能增益研究。

保罗说:“在他的电子邮件中,在主题栏中,他说‘功能增益研究’。他在七到八个月前就对他的私人下属承认了这一点。”

在Buzzfeed新闻获得的2020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中,NIAID首席主任奥辛克罗斯(Hugh Auschincloss)写信给福奇,讨论这位顶级传染病专家发给他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似乎质疑NIH拨款,是否资助了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功能增益研究。

在给福奇的电子邮件中,奥辛克罗斯指出,一位同事将“尝试确定我们是否与国外的这项工作有任何遥远的关系”。

当英格拉姆问保罗,福奇是否可能面临刑事罪责时,他回答说:“至少有道德上的罪责。”

福奇:电子邮件被“断章取义”

对于保罗2日接受采访时的言论,福奇驳斥了最近揭露的他在大流行病开始时被警告COVID-19可能是被“(人工)设计”的消息,并说这些电子邮件“被断章取义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

福奇还在《唐龙报告》中承认,他“不能保证武汉实验室里发生的一切”。

在这次采访之前,Buzzfeed在1日获得并公布了福奇在2020年1月至6月的3200封电子邮件,其中显示主要的病毒专家警告他COVID-19可能是在实验室中创造的,而他却公开淡化了这种说法。

福奇在采访中说:“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邮件真的很容易被断章取义,有人可以在不显示其它邮件的情况下剪掉邮件中的一句话,然后说‘根据福奇博士的邮件,他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而你并没有真正掌握完整的上下文。

《华盛顿邮报》公布的另一批电子邮件还显示,在去年3月和4月大流行的早期,他与中国的顶级传染病专家、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高福博士的关系非常亲密。

福奇说:“让我们把事情放在上下文中......。我们不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是在谈论中国军队。我们谈论的是与我们有多年关系的科学家。”

福奇随后为他与高福的关系辩护,高福是福奇“多年的同事”,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tists)的院士。福奇说:“那里的科学家,以及我们处理最初的SARS的其他科学家,几乎每年都处理流感,这些科学家经验丰富。”

福奇随后为美国向武汉实验室提供的一笔赠款进行了辩护,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美国的钱可能帮助支付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制造。

福奇补充说,武汉实验室“是一个非常大的实验室,如果不是数十亿美元的话,也是数亿美元”的开支。福奇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拨款,是五年内60万美元,平均每年约12.5万至14万美元。”

他补充说,“我不能保证武汉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做不到”。但是在2002年最初的SARS病毒之后,“作为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我们有义务研究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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