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延安之旅所见触目惊心之事(图)
原标题：忆1943年延安之旅
魏景蒙（前排右二）1943以中央社记者身份访延安会见毛泽东（前排右三）。（网络图片）
按：魏景蒙（1907～1982）是民国时代著名记者。赴台后，曾任国民政府新闻局长，总统府国策顾问。1943年夏，应中共邀请，和一批中外记者访问中共割据之陕北地区。留下了一些外国记者看不到的东西。
曾有机会访问延安的非共党记者并不多，尤其是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羽仍然窝藏在当地的时候。在一九四三年夏末，毛泽东邀请一群中国与外国记者前往他的窑洞据点访问时，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也在被邀之列。在这次访问行程中，我们在当地停留了两个多月。
毛泽东发出这项邀请并不是出于他的慷慨。实际上这是一项为了配合史迪威将军呼吁容纳中共军队去和日本人打仗而采取的宣传行动。这是个非常奸诈的诡计，因为外国新闻界因此而认为蒋委员长是唯一反对史迪威计划的人。
我当时极热中于进行这项访问。第一个原因是，我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其次，我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本质所知甚少。我所知道的共产主义只是阅读马克斯的“资本论”所获得的模糊印象。我心想，前往延安亲自与毛泽东会晤并与其他高级中共党员交谈，将可使我对这个在战时的中国极关重大的问题形成客观的观点。
与我们同行的外国记者包括艾普斯坦（Israel Ipstein），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斯坦因（Guenther Stein），他们两人我后来获悉都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有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他在当时是个共党的同情者，一位塔斯社记者，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以及纽约时报的艾金森（Brokes Alkinson），天主教报纸的夏南汉（Shananhan）神父和佛涛（Moe Votaw）教授。只有最后这两位记者可以说是客观的观察员。参加这次旅行的中国籍同业中，只有极少数人现在还生活在自由国家。
就我访问延安的目的来说，我并未失望。这真是一次其有教育意义的旅行。
首站南泥湾，王震接待对中央日报记者不客气
教育过程自我们渡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南泥湾，也就是踏入共党占领区的时候开始。一位亲共党的记者采下路边一朵小野花，把它传给同行各人看，同时兴奋的感叹道：“多美妙的巧合！这朵花看来就像红星。”我对于他这句话大感惊讶。我曾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看到同样的野花，而且这种野花看来一点也不像星星。
前来南泥湾迎接我们的是王震，他原是个火车驾驶员，当时已成为毛泽东的保镖头子。他骑着马到来，后面跟着几个徒步的士兵。在代表他的上司表达欢迎之意后，他宣布他的任务是“保护”我们，并在此行途中陪我们到处参观。我必须说他非常忠实执行了他的任务。因为自那时起，直到我们返回政府区为止，我们一直都在他的“保护”之下。
王震说，毛泽东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国民党员。因为“解放”区的人民对于国民党深恶痛绝，我们如果到处游荡将是不智之举。为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要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最好是先要求许可。
当我们到了一个临时招待所略事休息的时候，王震令我们大感意外的询间我们之中谁是中央日报记者。当时为该报记者的张文伯，站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王震立刻变得十分野蛮。他对着张先生大叫道：“你们的报纸散播谣言说我们在解放区种植罂粟花制造鸦片。现在既然你已来到此地，我要求你寻找实质的证据以证明你们所报导的。如果你不能发现任何东西来支持你们的指控，我恐怕我们必须把你留在这里。我们不能平白受到侮辱。”张先生为之愕然。其他人也一样感到惊讶，我们没有人料到共产党的待客之道竟是如此。
张先生如何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地方寻找他被要求找出的证据？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在我们休息地点步行半小时距离的一座山头后面，就有一大片罂粟花农场！
结果是由我们这一群中的共党记者劝告王震不要蛮干，因为这个记者团在旅行时必须集体行动，因而挽回了局势。
王震假装勉强接受这项安排，而撤回他的威胁。
在其后我们停留延安期间，我会每天记下我的经历。这真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很不幸的，一位借了我的笔记的美国女记者却把它弄丢了。虽然如此，我还记得一些我在这段时间内值得纪念的遭遇。这些事件在某些方面来说，对于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有极大的帮助。
魏景蒙，资深记者。
毛泽东、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
王震在南泥湾的突然发脾气之后，没有人再提到任何有关鸦片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可以支持中央日报报导的证据。当时我们正乘坐一辆敞蓬卡车在前去会晤毛泽东的途中，这时突然而来的一场倾盆大雨使得干涸的延水变成一条怒涛汹涌的河流。在混浊的河水中，我看到有罂粟花顺流而下。我叫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伴注意这些花，但是共党籍的新闻记者却坚称我是无中生有。我不曾和他们争辩，因为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无功。那件事情以后又一段时间，我也会在我们参观的医院中看到一瓶瓶的鸦片。这些鸦片显然是用来作止痛剂。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这些东西并非来自外界。
我们与毛泽东的初次会晤非常简短，只是借此互相认识而已。第二次会晤的时间长得多，而且也比较有趣。我们在倾盆大雨中抵达他的住所时，我们看见他撑着一把伞在门外等候。他的鞋子和他的裤子的下段都已被雨水湿透。当他招呼我们时，真是亲切温和，我有点被他的彬彬有礼所感动。
这是近傍晚的时候。在这次聚会中出现的还有周恩来，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和“新华社”社长。毛泽东向中国记者宣称，共产主义就像山崩一样，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在全世界盛行。不过，他说，中国必须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享受到共产主义的福祉。他对我们说：“首先，我们必须击败日本人，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国家建立成一个工业化国家。甚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还不能急于实行共产主义，在我们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以前，我们必须先发展社会主义。”
此时，我打断毛泽东的话问他，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江西的时候用鎚子和镰刀标帜的红旗，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约在三年前，史达林在莫斯科召集一项会谈，打算取消‘第三国际’。我也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这项讨论。会议决定，解散‘第三国际’的时刻已经来临。如各位所知道的，这项决议已经付诸实施。”
我不愿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打发过去，因此我说，“第三国际”的解散只是一种戏法。
毛泽东显然被我的话所激怒，他说：“魏先生，你的话极不妥当！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反侵略战争上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已不再重视结构上的团结。”
我紧接着间他，他较重视精神上的团结或是组织上的联系。
毛泽东说：“我不必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自己知道答案。”
我注意到，一直保持沉默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答复发出轻笑。
还是弄到一些鸦片的货品
当时我对“第三国际”解体的观察并不离谱太远。史达林是在罗斯福的压力下采取此一步骤。这位苏俄独裁者不得不屈服，因为他极需美国的军事援助。
那天的晚餐很晚才开始。由于外面雨下得很大，我们不可能返回招待所，所以我们就被要求在中共总部大礼堂临时搭成的地铺上过夜。我们没有人能够在如此简陋的地方睡觉，因此只好继续与我们的共党主人谈话，而且谈了一整夜。我对于这些共党头目所表现的充沛精力感到惊讶不置。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获悉，所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头目都已养成白天睡觉夜间工作的习惯。
中共的邪恶在余先生的例子中明白的显示出来。余先生是一位在共党尚未抵达延安以前被派往该地的电信官员，西安的电信局曾试图召回他担任新职，但是共党不肯放他走。当我们在前往延安途中经过西安时，余先生的上司──正巧是我的一个朋友──要求我说服共党让他返回政府区。
抵达延安之后，我提出电信局调动余先生的请求。我要求与他会晤。但是直到我们要离开的前几天我才看到这个人。我惊讶于他像幽灵一样的外表，原来余先生吸上了鸦片烟，他的外表说明了一切。在我们单独相处的片刻时间内，他告诉我共党不让他回西安，因为他们怀疑他是个间谍。他非常想念他的亲友，而且极渴望与他们团聚，所以他藉着抽鸦片寻求慰藉，而鸦片在当地又极易取得。
他说：“魏先生，我真希望与亲人团圆。但是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回去。政府会因我抽鸦片惩罚我。”
我问他是否能在我离去以前为我找到一些鸦片。他可能认为我是个贩毒者或什么的，因此回答说：“好的，我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上好的货色给你，而且还很便宜。”
次日，余先生为我带来不下四十两的鸦片。因为它的体积相当大，要独自带出这么大量的鸦片是件太过冒险的事，如果共产党发现了我做的事情，他们必会指控我自政府区带来鸦片，为的是要诬陷他们。因此我把一半交讬佛涛教授。很幸运的，我们离开延安时并未受到搜查，我返回重庆后就把这些鸦片交给政府专家检验。他们证明了余先生所说的，这些鸦片的确是上等货色。
我在延安的停留使我相信，中共确确实实是在自行随意执法。我还记得我当时访问毛泽东的“司法部长”雷经天的情形。我间他共党是否有类似我们的民法或刑法的东西。他答复说，他们没有任何成文法。我问他，如果没有成文法又如何执法，雷经天答复说他可以默记法律。他拿出一本小记事簿给我看，上面写着一些大纲。他说，在“解放”区最严重的罪行是偷懒。他说对于一个二流子的惩罚不是死刑，而是被送往劳工营，在工作中接受改造。没有确定的刑期。这种处罚性的劳役，时间的长短要视受刑人“学习”马列主义真理的情形而定。凡是拒绝被洗脑的人，都将继续“工作教育”的过程，直到他倒下死亡，就像一匹因不堪负荷而气绝身亡的牛马一样。雷经天说，犯奸杀案的人所受的惩罚也是一样。被控诉的人可以藉着接受马列主义而重获自由。
会见作家王实味，开口就是：我是托派
谈到共党的惩罚，我必须说，与某些被斗的共产党员所遭遇的命运比较，死刑可算是慈悲之举。我们在离开重庆以前曾听到谣传说，共党作家王实味因在他的小说“野百合花”中公开攻击毛泽东、江青和其他共党头目而被处死。在抵达延安后不久，我们就询问如影随形般常跟着我们的王震，我们是否可以会见这位作家。他说可以，但是直到数周后，我们才被告知王实味愿意在记者会中会见我们。
当王实味与我们正面相对时，他一本正经的宣称：“我是个‘托派’。”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险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该被枪毙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的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有一次，女作家丁玲出现了。我走近她向她打招呼，同时随意说了一句，最近好久没看到她的新作，她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僵直盯着我看。
稍后，她令我惊讶的大声宣布她要讲话。她站起来说：“这个人（指着我）刚才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写东西。好！我可以告诉你们诸位，我以前写得很多是因为我在政府管辖区内发现许多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在解放区这里，我没有发现任何不好的事情可写。这就是我最近几年来没有作品的原因。”
她大可以在数分钟之前当我与她谈话时向我说同样的话。她为什么要以这么奇怪的方式作这番解释呢？答案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她已失宠。她是在拚命企图以公开赞美共产制度为自己“赎罪”。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在共产党员身上和共党政权境内。只要他们在大声宣扬某件事情时，你就可以确定他们是在试图掩饰某件事情。
十数年后，在“文革”期间，北平宣布丁玲被整肃，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想见江青而不得，叶剑英证实很多人说谎
经常有人指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撒谎大师，我在与叶剑英会晤时证实了这点。我向他提起，“解放日报”很少发表蒋委员长透过重庆中央通讯社新闻广播的文告。他说这是因为在延安抄收中央社新闻广播的情况很坏。
叶剑英以很重的客家口音说：“请你回重庆后告诉萧同玆先生（当时的中央社社长），他必须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在播报重要新闻时，缓慢的重复播报三遍，尤其是蒋委员长向全国发表的文告。它们对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极重要的文件。”
我当时完全被他伪装的诚恳所骗，还向他保证要把这个意见转告中央社。数天之后，叶剑英有关收听广播情况不良的谎言终于被拆穿了。我无意中在一位高级共党干部的桌上发现一份蒋委员长的国庆日文告全文，上面批着“只供参考”的字样。这份文告从未在“解放日报”上出现。
我们在延安期间从未见过江青一面。当我们之中有人触及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护卫人员就急忙告诉我们，她是如何一个资深共产党员，毛泽东又如何珍视她为妻子和一个又能干又忠心的助手。谁想得到这位被视为共党圣女贞德的女人，后来竟会被同一批人指斥为世界上最恶毒的人。
但这正是毛泽东制度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形，感谢那次延安之旅，它使我从那时以后未再受到中共谎言与诡计的欺骗。而且我相信，任何具有少许智慧与公正胸怀的人，只要接近过毛派思想，没有不把它看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