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共军方利用美国资源发起生物战(图)
1月23日穿着个人防护用品的香港政府工作人员。香港政府封锁了数万名居民，以遏制日益严重的中共病毒爆发。Covid-19测试阴性的居民可以离开并重新进入该区域。（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4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编译/综合报导）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媒体和科学家提出追究病毒真相，美媒近日陆续发表美国专家塞林的文章，警告中共军方科技人员长期对美国病毒行业进行渗透，利用美国的资源研究出COVID19病毒，向全世界发起生物战。
塞林（Lawrence Sellin）在《网关专家》撰文揭露，中共军方背景的姜世勃早在1987年就开始渗透美国病毒医学界，多年来已在美国病毒研究行业建起庞大网络，该网络利用美国的研究资源和资金，为中共军事病毒研究几输送资金、人员和技术。
下面是塞林题为“是的，COVID19是中共的一次生物战攻击”一文的译文。
Sharad SChauhan博士在2020年12月的《印度国防评论》的刊文中将“机会生物恐怖主义”定义为：
“通过故意或不理会行为隐瞒生物剂、病原体或疾病的出现，明知这种行为会损害或杀死动植物，恐吓或胁迫政府或平民以达到进一步的政治或社会目标，或利用局势来获得权力或优势。”
这个“机会”就是COVID19大流行，中国共产党（CCP）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产物。
首先每个人都必须了解，在中国，军事研究中心和民用研究中心之间没有区别。中共“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第78章描述了军民研究融合，包括“合成生物学”领域。这之前，中共就将军事研究中心的名称改得更平民化，帮助中共科学家掩饰其军事联系。
中共军民融合工作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将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纳入网络，包括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科学家。如此一来，外国机构和外国资金成为了中共研究计划的合作伙伴，并为中共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出贡献。
利用美国“有用的白痴”参与中共军民研究计划中，福奇是最典型但绝非唯一的例子。福奇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通过中共长期合作研究伙伴、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达兹扎克(Peter Daszak)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
起底中国科学家
以上是塞林近日发推批露中共军民融合进行病毒研究。
文章继续起底多位中共军方科学家。
-陈薇
中共整合下的军民病毒研究由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而旗下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军方少将兼病毒学家陈薇博士，被认为是中共生物战计划的负责人。
早在2020年1月，中共派遣陈薇前往武汉，负责应对爆发的大瘟疫。她还负责中国COVID19疫苗的开发。
2004年和2005年，陈薇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与流行病学研究所工作，她使用一种称为RNA干扰以阻止该病毒基因表达的基因技术，研究了SARS-I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以及分析SARS患者的免疫疗法。
根据她的发表记录，2008年至2013年间，陈薇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微生物学系进行了登革热病毒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吹哨人闫丽梦博士声称，COVID19病毒的骨架-蝙蝠冠状病毒ZC45和/或ZXC21，是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监督下进行鉴定和基因改造。
2014年左右，陈薇回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负责监督在非洲对人类进行的基因工程病毒载体埃博拉疫苗的测试。
-周育森
周育森博士是中国军事科学专家之一，他与陈薇少将合作以应对COVID19的爆发。
曾接受军医培训，2004年与陈薇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与流行病学研究所共同研究了首例SARS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
周育森在2004年科学文章《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的突触蛋白上的免疫优势位点的鉴定：对SARS诊断和疫苗开发的意义》的合着者是姜世勃博士。
-姜世勃
姜世勃毕业于军事医科大学，在纽约血液中心的林兹利．金博尔(Lindsley F.Kimball)研究所工作近二十年，并获得超过1700万美元的美国研究经费，大多来自福奇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
姜世勃与美国其他病毒研究实验室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研究网络，并成为将中共国军民研究计划与美国研究计划联系起来的纽带。
与此同时，姜世勃与周育森和军方的数个实验室保持了研究活动，并邀请中国科学家进入其在美国的实验室。其中一位便是周育森的妻子杜兰英，她仍然是金博尔研究所的雇员，最近刚从福奇的NIAID获得了为期5年410万美元资助。
姜世勃在美国的脉络是由进行尖端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组成，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功能增强”实验：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Ralph Baric博士；苏达州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李方博士；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林发；国防部资助的生物防御和新兴传染病中心、高病毒BL-4遏制设施所在地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曾建德（Chien-Te K.Tseng）
这些人都通过周育森或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蝙蝠女”石正丽与中共军民研究计划相联系。
-高福
另一位与中共军队和美国最高研究计划有联系的中共科学家是高福。他是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2019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高福是中共军方的长期研究伙伴，从2002年-2020年，他与中共军方多次共同发表论文。 高福在疾控中心的同事谭文杰(Wenjie Tan)不仅与姜世勃和周育森有联系，而且还是武汉军方中央战区司令部总医院胡振宏的紧密合作者。胡振宏在第三军医大学进行研究，该大学据称是COVID19病毒的蝙蝠骨架的发源地，陈薇在那里工作了五年。
根据患者数据，疫情爆发的震中最早是中央战区司令部总医院，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湖北省病毒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P-3级实验室不到一英里。这也许不是偶然。
该信息还与武汉武昌区卫生局公布的数据相符，该数据表明，疫情爆发初期感染最集中的地方是距医院约一英里的居民区。这些观察结果在时间和位置上都符合从新浪微博平台获得的社交媒体数据。
有趣的是，2020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起了中美科学家之间的一系列电话会议，交流疫情信息。三名中国与会者正是高福、谭文杰和“蝙蝠女”石正丽。这些电话事实上就是向中共军方通报情况。
关于COVID19的起源，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领导并在西方科学界成员、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和顺从的媒体的协助下进行了掩盖。有人可能会称这些人是“机会生物恐怖主义”的同谋。
塞林（Lawrence Sellin）博士曾从事商业和医学研究，已退休，曾在美国陆军预备役服役29年，参加国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也是国家安全公民委员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