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债务危机谁先至?(图)

【看中国2021年2月8日讯】全球化退潮、美国撕裂、全球债务狂飙、各国刺激经济增长,似乎成了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标签。

为应对疫情,全球债务狂飙猛升,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创纪录的27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国总债务有望在2020年达到80万亿美元,高于2019年的71万亿美元。

疫情加速了债务积累,难道没有疫情就没有债务积累了吗?美国为何撕裂?难道只有美国陷入撕裂吗?政府债务为何狂飙?财政赤字还可能压缩吗?工业社会的经济已经增长远超农业社会,各国为何还要追求更加高速的经济增长?全球化为何屡屡退潮?、


只能等待通胀攀高,来戳破其中那个最不坚韧的泡沫……(网络图片)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根基缺失

全球化大繁荣离不开三个重要理论:

1)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市场的好处,指出市场会发现资源有效的配置途径;

2)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证了减少贸管制易的好处,推动了全球一体化;

3)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论证了最少干预货币政策的好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逆差——黄金外流——物价下跌——出口成本降低——出口增加——国际收支平衡。黄金作为货币资源的时代,贸易是国际收支的主要平衡力量,国际收支有自动平衡机制。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却并没有一帆风顺,全球化总是在阶段性退潮。1930年代、1970年代、都曾有过全球化退潮。这显示理论并不完美。

全球化的理论支撑,目前来看至少还缺少两个重要因素:

1)道德扩展秩序。《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曾经明确指出全球化缺乏统一的道德基础。主权国家内的道德秩序可以由法律加以巩固,是统一的。道德是有成本的,换句话说,主权国家内道德成本是相对等同的。但跨主权的全球化缺乏统一的道德秩序基础。市场需要道德秩序做根基,但市场本身没有道德。相反,市场总在寻找最低价格,难免会一直试图将道德成本压至最低。如果道德基础不统一,在有限次博弈中,道德层级越低的主权国家越有价格竞争优势。但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道德层级低的主权国家却容易被排斥出去。

2)资源货币转变信用货币。大卫休谟平衡机制的理论基础是资源货币。资源货币(黄金)自1971年开始被信用货币(美元脱锚黄金)取代。货币资源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服务于贸易,很少被用于投机。但信用货币可以无限增长,目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货币投机力量,投机力量远超贸易,最大限度的放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会摧坏各国合作的基础。

至少两点理论基础的缺失,导致全球化(阶段性)退潮具有必然性。

2 社会撕裂的必然

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只有合作才可以创造1+1>2的超额收益,而撕裂与对抗,显然并不利于社会发展。

参与全球合作扩大了合作基础,当然会做大蛋糕。但蛋糕的分配却并不均匀,其中一部分人会多获利(多为资本拥有者和高级技术人员),但另一部分人会少获利甚至受害(多为普通劳动者)。在快速发展阶段,问题会被掩盖。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耗尽,增量分配就会变成存量分配,一部分人多获利的同时必然是有部分人受害。

可想而知,弱势方会产生抵触动机。为降低弱势方抵触心理,国家可以对获利方征税,对弱势方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转移支付),从而让双方共同获利。但可惜的是,获利一方具有高流动性,一国如果对其提高税收,可能会刺激其(资本和高级技术人员)流走。反之,受害一方(普通民众)却极少具有有能力具有流动性(肉身出境)。为挽留具有高流动性的资本和高级技术人员,政府多会为其提供各种优待机制,但这种优待是以伤害弱势方为代价的。

这种制度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一个道德或伦理问题就是,难道因为某种原因恰好处于弱势的人,就理所应当承受所有的或最大份额的痛苦?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一体化加速,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程度大为减少,但国家之间的贫富程度大大加深,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撕裂。2020美国大选的两派撕裂已经极为明显。然而,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并不为美国所特有。

撕裂与对抗,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3 为何追求高速增长?

二战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简史:

1)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据全球一半,美国输出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代价是输出黄金(资产减少)。

2)1970年代,美国黄金储备下降逾半,难以继续负担火车头重任。1971年,美国最终退出金本位,强迫日德升值,试图让日德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然而意外的是,美国退出金本位使得美元输出不再消耗黄金储备,美元输出的限制消失,导致美元大量输出。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输出需求,实际上美国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已经是动力孱弱的火车头。整个70年代,经济增长疲弱,通胀却奇高。

3)1980年代,大量美国海外的“石油美元”形成投机的重要力量,贸易项逆差不再对美元汇率具有根本性影响,大量石油美元返流美国,导致美元汇率逆势(贸易)飙升。大量美元回流和强汇率,又为美国输出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子弹。从8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飙升,但美元并没有疲弱,反而因投机美元流入大幅升值。此后,只要仍有国家愿意对美元有饥渴,美元汇率稳定就有了支撑,美国拉动经济火车头的模式就可以延续,这段时间美元需求输出比70年代更加强势。中东“石油美元”之后,日本“制造业美元”、中国“制造业美元”交替接过美元返流接力棒。美国国债规模持续飙升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外输出需求,顺差国所赚取的美元返流美国,又为美元汇率提供支撑,形成一种不稳定均衡。

4)1985-1990,日本暴力加杠杆,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5)90年代,苏联解体后加入全球化、中国加入全球化、南美债务危机缓解、亚洲四小龙加杠杆等多重因素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6)2008-至今,中国暴力加杠杆,分担美国火车头重任。

二战后,世界经济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分工互换)模式,而是一种由美国输出美元(背后是输出需求),刺激各国轮流加杠杆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只有急速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掩盖各国因全球化而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撕裂矛盾。但火车头拉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美元输出泛滥和各国加杠杆的持续深化,虽然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让美元泛滥输出有了量级上的突破,但仍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随着美元的泛滥和各国杠杆率的持续深化,美国火车头的动力难以避免会越来越弱。只要市场对美元信用有所怀疑(美国新任财长耶伦上任后称“不主动寻求弱美元”,这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或是美国试图改变贸易逆差模式,全球经济增长就将急速下降。

经济迅速增长越来越不可能,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速将越来越慢。没有高速发展来掩盖矛盾,社会撕裂矛盾难以避免的会逐渐暴露出来。

4 赤字增长的必然

参与全球化从宏观国家层面来说,的确是有利的。但对微观个体的弱势一方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存量分配阶段。

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无论弱势方还是强势方都可以从快速发展中受益,无非是多或少的问题,这种缺陷尚不明显。但如果红利消耗殆尽,经济进入低速发展阶段,增量分配阶段就进入了存量阶段,强势方与弱势方的撕裂与对抗随之加剧。不公平感会导致弱势方(以选票或按闹分配方式)进行顽固性抵抗。一旦撕裂形成全方位对抗,合作基础就会缺失,那存量也稳不住了,经济会进入急速下降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为了保持住经济存量,政府所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安抚弱势方避免社会产生严重对抗?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获利一方征税,补贴受损一方,让全民从开放中共同受益,改变只有一部分人受益的现状。但全球化的高流动性使得国家很难对强势方(获利方)征税来补贴弱势方(受损方)。那么以国家负债(财政赤字)形式对弱势方进行转移支付就是仅有的一条路。

战后快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日欧转移支付(共同受益)是造成财政赤字的一大原因,这也导致日欧在债务危机问题上越走越远,已经无法回头。

对美国来说,情况更加复杂一些。美元是世界货币,可以对物价进行隐性补贴(也是民众福利的一种表现)。对物价的隐性补贴大大提升了美国居民消费能力,使得美国可以持续对外输出需求,刺激其他国家增加库存,形成倍数效应,从而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对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国就可以征收更多的铸币税对本国居民消费进行补贴。

但一旦进程反转(对美元信用产生怀疑),美国就无法输出需求,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效果就会消失。抛售美元还会让美国陷入高通胀。1970年代有过一次市场对美元信用产生怀疑,结果导致西方世界陷入十年滞涨。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量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掩盖贫富分化问题(社会撕裂),但这种快速发展背后也要付出债务上的代价。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为弥合贫富差距需要进行社会托底,参考美日欧来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可预期的会越来越大。

目前来看,战后美国火车头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债务负担能力和利率已经逼近极限,美日欧中债务问题均已极为严重。但社会矛盾却只能以经济增长和转移支付来掩盖,继续扩大债务已经是唯一可用的手段。明知有毒,也只能饮鸩止渴。

任何一国如果试图停止债务扩张,债务危机就会爆破,进而传染其他国家爆破,没有哪国可以脱身。

印钞完全无法自动停止!只能等待通胀攀高,来戳破其中那个最不坚韧的泡沫……

然后,集中引爆所有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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