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陨落记之四：建立智囊统战各界人士(图)
图为香港红勘隧道湾仔入口处。（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21年1月26日讯】统战部大专支部的报告提出的第三个对策是由政府成立智囊机构以便吸纳各方势力，通过用智囊机构的方式把反对势力中可以分化策反的人物吸引到亲中共这边来，其建议的要点如下：
1) “作为执政者⋯⋯我们骨子里当然知道谁是敌对分子，我们骨子里当然要对之进行斗争，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公开的行动上或形式上将我们这种想法表现或表露出来呵！相反，我们要在公开的行动上或形式上要当他们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就像对美国的公开外交行动一样”。
2) “现在要学战国时期的养士方法，如孟尝君、吕不韦等都养士三千，即：现在由政府广邀社会各界的人才成为政府的合约智囊，政府每个月支三万到十万不等的报酬给每位智囊，每年每给智囊提交十二份报告，每份报告针对香港的一个问题，问题大部分由政府出。智囊并非一定要全职做政府的智囊，他们完全可以继续做其现有的工作。智囊团的成员左中右都要有，包括各大媒体的新闻部主管、名记者、名嘴、专栏作家、各政团及社团的代表人物、大专的学者等等，总之，一定要包括很多我们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人物，包括很多经常骂政府的人物等等”。
3) “若平均每位智囊每月五万元，即平均每位每年六十万，设共请三千个智囊，政府每年的开支才十八亿，这使得破坏能量最强的群体中的大部分会逐步逐步地向良性方面发展。因此，这样‘养士三千’能发挥的良好社会功能将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对维护我们国家安全也将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4) “智囊机构的运作方式可参照《统战传媒》中的做法”。（笔者按：指中联办统战部传媒支部的一份工作报告）
5) “这个智囊机构的负责人由工委提名数人，由特区政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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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似乎未能得到落实，因为一来香港政府当时已经有一个“中央政策组”，理应行使这个工作，再来一个智囊组织会有架床叠屋的感觉，二来每年要化18亿港元换来36,000份言不及义的“报告”而目的只为了使他们不做政府的反对派，实在没有必要，所以这个建议最终未见落实。
虽然由政府牵头并斥资建立的智囊团队未见出现，但由北京牵头和间接支助的“智囊”机构却不少见。
回归前，亲共的智囊组织并不多见。在目前香港亲共的智库组织，有两个是1997年前成立的，即由梁振英在1990年底牵头成立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它直接源于《基本法》通过后要安排梁振英及其一伙继续保留其在政坛的存在而设）；另一个是由叶国华在1995年成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
在2003年有了“建立智库”这个政策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民间”的“智库”，最早的是2006年成立的“智经研究所”（粤语“智经”与“紫荆”谐音，英文是Bauhinia Foundation Research Centre,英文名不避讳“紫荆”，但中文名却要用谐音，这是因为创办人想避免人们一看就觉得它是亲共组织）。这个组织把香港政商界一众可以统战的人物都纳入顾问，其中包括一这些前朝重臣也被成功地“中立化”。期后比较具规模的是2014年由董建华成立的“”。这两个基金都囊括了香港政、经、社、学等界别的知名人士，使他们都走向亲共的道路上。
直接由北京出面组建的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它是由港澳办下辖的“港澳研究所”牵头，纠集全国各地研究港澳问题的机构和学者在一起并在2013年才正式成立，比2003年提出成立智囊机构足足迟了10年。这个会是否就是原先香港工委统战部报告提出的智囊机构，笔者不敢确定，但它确实也部分达到该报告拟起到的作用——统战亲中共的香港学者。2020年“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超过600人，其中香港地区的个人会员共127人，基本上囊括了香港大专院校亲中共的学者，但其中也包括很多位政治色彩不算亲共的人士。换言之，采用智囊组织的形式，的确让中共拉拢到比较政治中立的人士。
除了这两个层次及人员级别比较高的智库外，中共香港工委还协助成立很多其他“民间”智库，例如：中港关系策略发展研究基金、香港发展论坛、香港发展中心、香港政研会、汇贤智库、以及香港社会科学民意调查中心等，但这些所谓“智库”接近学术打手居多。
这些智囊组织能否起到中共期待的效果呢？笔者一向不敢低估中共统战“无坚不克”的功能。笔者兹以几个例子来说明之。
笔者认识一个前朝高官，97前身居要职。他在回归前已想急流勇退，因为他知道所处位置必然要做一些违背良心的工作。但当时中共不让他退，因为要营造一个政府班子全体平稳过渡的印象。待97后，他获准退休，旋即移居海外。后来因为家庭关系想回流香港，先征询中联办意见（其实没有这个规定，只是他为人谨慎而已），中联办同意他回来，但条件是他不要发表意见，而且要他挂上某智囊组织顾问的名衔，以表明他已经归顺中共了。这样，一个在中共眼中是“敌”的人就被“中立化”了。
笔者认识一位民主派重量级人物，在组建智囊的政策吸引下，毅然离开所属政党，自行组建一个民间的咨询公司。据国安部一个外围人士告诉我，他是在回归前就已经被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曹维廉相中，认为是一个可以被策反的人物。观乎他在2012年后的公开言论已经与建制派没有多大分别。
至于全国级别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就更具有拉拢知识分子的功能。笔者认识三位学者是前朝非常器重的智囊，港英在1981年发表的《地方行政白皮书》（White Paper o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宣布香港未来的地方行政架构，包括设立区议会，就是这三位学者的方案。他们被时人称为黎敦义的三个心腹。97回归后，三人中刘兆佳跟中共最贴，其他两位“不食周粟”而退隐多年。但经不起中共统战工作的游说，这另外两位，最终还是答应出来参加“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例子就说明以智囊机构的方式来收罗香港的精英，确有它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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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从工委统战部大专支部的报告提出的三个政策建议（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开展网络心战、通过成立智库组织来扩大亲共阵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从时序看，中共部署打击香港泛民主派的计划在2003年“7.1大游行”之前就已经开始，说明并非因为香港人抗争迫使北京出手，而是北京早有此着。
第二，北京之所以很早就有此部署（指打击香港的反对派），是因为对香港局势的误判，致使得出非要把反对派置诸死地的结论。在笔者前引曾钰成关于“大和解”的说法，就足以看出北京的错误所在。错误判断形势就必然导致错误的对策。
第三，中共香港工委统战部大专支部直接指挥“网络心战”来打击反对派，换言之，中共是用“准战争”的力度来打击香港的反对派。在对他们实施网络打击时无所不用其极地鼓励网军采取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例如：在“资料的真确性方面，部分是可以“脱离道德界线”，即资料可以是“推测即有如事实”（笔者按：着重线是原文如此），甚至提出“言论容易制造，不必考究真伪，亦可跳出道德的界线”。由此可见，中共是在积极鼓励香港亲共分子采用不道德的办法来打击反对派。
第四，为了彻底打击反对派，中共建立“敌对势力数据库”，在收集资料时提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脱离道德的方法搜集”，即是鼓励亲共打手采用不道德的手法收集对手的资料。
第五，为了扩大“团结面”，中共使用其惯用的统战手法，根据“敌、友、我”区分不同群体。它通过智囊机构来吸纳反对势力中可以被策反的人物，实践证明它这方面是很成功的。很多本来立场中立的人都逐渐靠拢到中共那边。但是，文件中有一句话：“我们骨子里当然要对之进行斗争”，反映了一切统战工作的要害：表面上同你很好，骨子里是要谋了你。所以，对被统战的人士而言，他们始终不可能得到中共的信任。
从以上引述的统战部大专支部的报告可以看出，这套政策若不是酝酿已久，是不可能在“7.1大游行”之后短短两周时间就可以拿出来的，必然就是从回归哪一刻开始就逐步酝酿，才可以在大游行后两周就能够提出来。
这个报告明白无误地证明，早在2003年的“7.1大游行”之后，中共就着手部署在香港展开打击、分化、消灭泛民主派的行动，这时距离香港人有意识地站出来反抗中共（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足足早了10年。所以谁在香港制造分裂，制造敌对情绪不是很清楚了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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