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安法下香港已无法治，终审法院以不能为港人争取公义，法律是为达致公义，还是沦为当权者的管治工具？图为香港终审法院正义女神像。（图片来源：庞大卫/看中国）
【看中国2020年12月25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怀橘综合报导）反送中运动期间，港人寄希望于法治，盼法庭成为香港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惟今年涉反送中案件的抗争者屡屡被重判，证实法治已经彻底沦陷，很多曾经代表公义的法官在中共压力下已放弃原则。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撰文指，国安法下香港已无法治，终审法院以不能为港人争取公义，质问法律是为达致公义，还是沦为当权者的管治工具？
中共要求香港法官先政治后法治
中共计划破坏香港的三权分立，蓄谋已久。早在2008年7月，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在访港期间发表“三权合作”论，所谓“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习的说法随即遭到香港大律师公会的反驳，公会发声明指司法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一部份。
2014年6月，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宣称香港各级法官、司法人员和特首，及主要官员均为“治港者”，而爱国是“基本的政治要求”，要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责任，被指是另类“三权合作论”。
2017年7月，习近平来港参加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活动，期间发表演讲指，“不论是行政机构主要官员，还是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都要有国家观念”，“要善于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香港资深传媒人吕秉权曾分析上述讲话，认为习近平要求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负责人有“国家观念”，即谴责他们没有“国家观念”。深入剖析，所谓“国家观念”即指对中共的忠诚，要求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负责人以党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先政治后法治，政治凌驾于法治，最终令香港失去三权分立的治理架构。
香港司法公义不复存在
香港曾是一个法治社会，人人崇尚法治，包括契约精神和程序公义，并以己之力维护司法独立，政府亦不例外。1999年香港政府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一案中被终审法院裁判败诉，时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尊重法庭判决，强调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是繁荣兴旺的支柱；维护法治、保持司法独立，是港府的首要任务。 而21年后，林郑于9月公开表示香港没有三权分立，而是行政主导。反差之大，令人震惊！
反送中爆发后，港人亦寄希望于司法，认为香港司法体系是守护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惟在一宗宗不公义判决后，才惊觉法治已经沦陷。如裁判官郑纪航，多次重判反送中抗争者。本月8日，一年轻女子被指于去年示威中用雷射笔射向一名警察眼睛一秒，被郑纪航重判入狱七个月；另一名34岁地产经纪仅因为被搜出身上带有48条索带，被重囚五个半月。日前终审法院就《蒙面法》一案宣判政府胜诉，以后参与香港的所有示威集会的人士均不可以遮面。如此例子之多，不胜枚举。可见，司法公义在香港已经不复存在。
三宗标志案件再证法治沦丧
日前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脸书发表文章，题为《自甘堕落的香港法官》，直指香港司法制度的堕落，港人对法庭失去信心，皆由一众自甘堕落的法官一手造成。许智峯曾以私人名义检控两宗案件，一是去年11月的西湾河警员开枪案，一名交通警以实弹近距离射击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二是深水埗出租车司机撞人案，导致一名23岁少女双脚骨折。两单案件皆因政治立场之不同引发，两案的施袭者最终都得以摆脱法律制裁。
许智峯还补充另一案例，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慢必）在立法会众目睽睽之下被建制派议员郭伟强袭击，其后慢必私人检控郭伟强，案件同样被代表港府利益的律政司无理介入并撤销检控，而上述三宗案件均由西九龙裁判法院的主任裁判官罗德泉处理。
许智峯在文章中斥罗德泉裁判官在法庭上，对律政司介入和撤控的案件照单全收，对于律政司给出的粗疏解释，完全没有提出过半点质疑，脸上则流露出 “满意、妥当” 的表情。 许续指，此三宗私人检控被撤均是香港法治沦丧的标志性案件，市民已无法循法律途径寻求公义。
终审法院已失信于港人
香港法院大致分为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其他还包括各审查处、家事法庭和死因裁判庭）。终审法院是香港最高的上诉法院，港人通常认为越上级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越注重道德和人权，反而下级的裁判法院则相对教条。今次终审法院裁定《蒙面法》合宪一案，即港府胜诉，令香港人大失所望。
许智峯认为终审法院完全没有质疑港府一方的供词，无视港府的制度霸凌，完全接纳港府对于反送中运动的偏颇立场，“将警察违法滥暴、警察投诉制度彻底失效等事实完全漠视，更不用说《蒙面法》本身就是激发更多民愤的重要因素”。
判词指“立法会全权控制蒙面法之生效，立法会可修改及废除”，对此许智峯表示，当他还是立法会议员时，曾草拟私人条例草案，要求议决废除《蒙面法》，但在建制派的阻挠下，决议连被列入委员会讨论的机会都没有。目前19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已经全部离任，立法会已经沦为橡皮图章，更不可能有忤逆港府或北京的反对声音。故许认为终审法院的几位法官做出如此不公义的裁决，“若不是趋炎附势，则是严重离地、脱离民众，可怜这已经是香港最高级别的法官的终极判决”。
法庭配合警方滥批搜查令
另外，许智峯指出，在反送中期间，警方多次上门滥捕议员和社运人士，并出示法庭发出的搜查令。而在很多单上门拘捕案中，警方持搜查令旨在进入处所威吓事主及其家人，并无做出搜查。而其他案情轻微的案件，根本不足以发出搜查令，但法庭亦照发不误。
许指曾在四年时间内，用尽立法会议员的权利，并引用《公开资料守则》向法庭查询，“究竟各级法院，各法官批出或拒绝了多少次搜查令予警方？”法庭一直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仅表示无备存相关资料，其后许智峯亦撰文公开要求首席大法官马道立责成法庭公开资料，其后又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若不是法庭的自甘堕落，则起码是法官的怠慢失职”。
国安法送法治入坟墓
今年7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绕过香港立法会和港府，把一个港人不接受、未作公众咨询的国安法放入《基本法》附件三并强行立法 ，该法例凌驾一切香港现行法例，特首可以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即由行政直接干预司法。换言之，即让港共政权选择其认为“可靠”法官去站在政权校对审案，而非秉公判案。对此，许智峯质疑首席法官马道立为何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反发声明指 “法庭的独立性和法治受到 《基本法》 保障”云云。堂堂一个受人仰慕的大法官，竟然为政权背书。
国安法彻底将香港法治送入坟墓。在司法沦陷和国安法之下，港府和警方更加肆无忌惮。在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快必）一案中，警方并无以国安法罪名指控，但就要求指定法官审理案件，原本负责该案的区域法院首席法官高劲修也自愿退让，给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池负责此案。
许智峯表示，国安法之凌厉，竟然可以令首席法官退让。另外到底有哪些法官是国安法指定法官，至今仍是个谜，许表示，自己曾动用议员权力多次追问，仍无从知晓，“整个司法机构一直没有正视这问题，让这充满阴暗及不确定性的机制继续存在，各级法官欣然接受，然后继续每年在司法年度开幕礼上说法治是香港的基石”。
国安法下的未审先囚
谭得志和黎智英二人的保释申请均被拒，未审先囚。谭得志被以言入罪，由今年9月被拘押候审至今，预计案件将于明年5月开审。黎智英自12月3日被拘押，23日其保释上诉终获批，但许智峯批评香港法官创立了“香港国安法软禁制度”，即下令黎智英在保释期间不准离家，不准接受访问，不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这些如大陆式的软禁折磨，让香港人震惊不已。
香港普通法制度由来已久，已运作近180年，根据普通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法官未判之前，人人皆视无罪。若非触犯重大罪行如贩毒、强奸、杀人等，通常被告在候审期间皆可获得保释。谭得志和黎智英是香港知名社运人士，二人品德、操守有口皆碑，二人被控已经不公，保释申请不获批，意味着180年的普通法在香港已经失守，法庭更成为配合港府打压社运人士的工具。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快必）9月6日遭港警国安处人员入屋拘捕，罪名是“发表煽动文字”。图为谭手举标语抗议，意为当局想我噤声，我会更大声。（图片来源：李明/看中国）
2020年12月23日深夜，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中）获准保释，其后被“家居软禁”。（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许智峯感叹，这些香港法官可曾有过一丝的思想挣扎，可曾意识到国安法没有过任何人民授权，是北京当局强行订立的镇压工具？他感叹，无任何香港法官为香港的司法独立、公正，对国安法冲击法治而发声，只有烈显伦（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 ）之流每天为恶法护航，实在可悲！
许智峯重申，香港法治之沦丧，罪魁祸首虽当权者莫属，但让法治急速倒退的，还有各级法官，他们配合警方逮捕民主抗争者，进行不公义审讯，罔顾道德因素，以法律为打压民主声音，却对港府违法、滥权不闻不问，“这些法官在乱世中自甘堕落，背弃专业，有的面对不公义时瑟缩一角，默不作声；有的趋炎附势，成为政权的一份子。若法庭不自觉制衡政府，便等同沦为政府打压自由的工具 ”。他质问那些放弃原则的法官：“法律是为了达致公义，还是为了要达到当权者的管治或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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