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一份值得反思的历史文件(图)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太过天真（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12月26日讯】最近，日本政府外务省公开了一批从1987年到1990年的26册外交文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包含了与北京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记录，而记录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这份政府文件载明：日本早在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抗议民众的当天，就已经决定要对中国采取和睦的应对方针。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向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极少在中国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上发言，因此这个消息也并不令人意外。但日本政府针对是否对中国进行制裁的问题的时候，进行的内部讨论，给自己的绥靖立场提出的一些合理化解释，却是值得拿出来做一番讨论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走到又一个低谷的今天，对当初的天真的想法做一个反思，对日本和西方国家都是必要的。

首先，日本政府的决策判断，是非常自我矛盾的。这在他们的官方表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文件指出，日本与西方国家共享自由与民主的普遍价值，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学生与市民，造成多人死伤，日本政府从人道观点无法容许。在这里，日本强调了价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认为，这次的事态基本上来说，是跟日本在政治社会体制与价值观迥异的中国国内问题，因此，对中国的谴责也该有个限度。这里的问题在于：既然是普世价值，就应当对不同的国家有相同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普世性了；但日本又说中国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不同，所以谴责就要有限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次，日本政府不主张制裁的另一个堪称荒谬的理论是说，如果给予跟西方国家共同谴责中国这样的印象，将迫使中国走向孤立，从长期整体局势的角度来看，并非上策。言外之意，制裁不仅没用，反而可能逼得中国脱离国际体系。这套论述，其实不仅是日本外务省的绥靖想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熊猫派对华政策决策圈中也相当流行。事实证明这套论述有三个错误：

第一，面对如此重大的人权暴行，西方国家根本就不应当把制裁是否有用放在第一位，而应当把不管有用没用都要制裁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道义立场，不应用算计得失的方法作为决策依据。第二，制裁是否有用，其实也不是短期可以看出效果的，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制裁没用就不去制裁，难道就是一个有用的“表达人道观点”的方式了吗？第三，当年日本很快就放弃了对中共的制裁，西方国家扭捏了两年后，也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放弃了制裁。但是这样的友好姿态，有没有把中国继续维持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国际体系内呢？或许从经济上讲，中国加入了全球化，但也并没有严格遵守全球化的规则；而从政治上讲，日本和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并没有让中国在政治上向国际体系靠拢，相反，中国在政治上日益倒退，对国内的人权迫害日益严重。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看到了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不愿意采取制裁措施，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这正是绥靖政策产生的恶果。

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总是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就是不要逼迫中国，否则它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但事实是，1989年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并没有逼迫中国，而中国还是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了。看来，西方国家太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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