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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新鸦片战争和瘟疫输出(图)

21世纪的中共真面目

2020-10-02 07:29 作者:吉钟贡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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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10月1日,香港市民集会摆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图片来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2日讯】“中国的极速工业化使它面临与全世界的冲突,全世界有识之士必须充分了解这些“即将来到的中国战争”,这些战争是无所不在的。”——Peter Navaro

2002年12月中国广州爆发波及全中国和世界30个国家的SARS瘟疫。从12月初这场风暴的“零号病人”,在深圳打工的黄杏初发病起,到2003年8月这场风暴结束,共造成8096人患病,死亡774人。

2007年初,中国毒饲料引发美国大量宠物狗和猫突然同时患病和死亡的危机事件。

2007年底到2008年初,中国毒肝素在美国,德国,日本等12个国家,引发十分严重的病人药物过敏反应和死亡事故。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输出国。中国的化学合成鸦片类和其它合成毒品,在非共产独裁国家的非法倾销,已造成世界性的严重危机。

2019年12月,比SARS厉害百倍的“武汉肺炎”瘟疫,再一次在中国武汉爆发。一年不到,这场起源于中国的瘟疫已经肆虐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场危及地球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全球大危机。

以上是进入21世纪以来短短20年中,中共强加于这个世界的5场危机事件。其中二场瘟疫都是突然发生在中国,但原本只要在一开始便进行恰当的处理,完全可以控制在局部地区的传染病,都在中共的最初隐瞒,随后故意操纵下,错失时机而演变成全球大危机。毒饲料,毒肝素,和中共还在进行中的这场新鸦片战争,更是中共为它的一己私利和控制全球的政治野心而一手策划的危机。现在就让我们仔细看看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危机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以及中共在这些危机中的种种诡计,和暴露的种种狰狞面目。

中共的毒蛋白和毒肝素输出

2007年3月,美国很多家庭突然同时出现宠物猫和狗患病,其中1950只猫和2200只狗死亡。其症状为肾脏肿大,排尿困难,肾衰歇直至死亡。在美国,宠物被看作家庭成员,如此大量的宠物突然患病死亡,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大震惊。事后,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调查证实,2006年底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中被人为加入了三聚氰胺,这种毒饲料原料被加拿大动物食品公司Menu Foods制成动物食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引发了这场危机。案发后,美国一直提出要帮助中国调查事件成因。中共政府矢口否认,对FDA想获得更多信息的要求一直反应缓慢,直到宠物食品丑闻引发全球强烈关注才放弃抵赖,但又坚持三聚氰胺不可能造成动物死亡。

三聚合氰胺是一个不能食用的有毒化工原料。动物的药理学实验表明,以三聚氰胺灌胃方式进行的急性毒性试验,发现死亡小鼠输尿管中均有大量三聚氰胺晶体蓄积,部分小鼠肾脏被晶体覆盖。这可以证明美国这些宠物的患病和死亡由三聚氰胺所造成。由于中共的竭力阻挠,美国始终未能查明这件毒蛋白事件的主使者,和执行者,以及他们的目的。这批国际犯罪分子始终未能得到应得的惩罚。

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共施加的这场毒饲料危机仅仅几个月后,在2007年底,中共又用毒肝素在美国,德国,日本等12个国家,引发了一场十分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和死亡危机。

肝素是一种天然抗凝血药,它可防止血液中血块的形成,但不能破坏已生成的血块。人类使用肝素作为预防外科手术中的血栓栓塞,心脏,肺部的血栓生成和洗肾中的抗凝血药物已有半个多世纪。由于其结构和组成的复杂,直到现在肝素的获得还采用从猪肠粘膜中提取.它是由多种六碳糖衍生物组成的粘多糖硫酸酯盐,分子量为3000—30000。其中硫酸基约占40%。肝素是目前人类已知的负电荷密度最高的生物分子。由于肝素的钠盐为带负电荷的粘多糖大分子,它不易透过肠粘膜,故常用静脉注射。肝素钠注射液用于抗凝血药已有长久的历史。对于此药的生产和使用都已有成熟的工艺和标准,也有标准的检测方法保证其质量和安全性。这已是一个有安全保障的药物。

但从2007年底开始,至2008年2月,突然大量出现病人使用此药后严重的过敏反应和死亡。在短短几个月中,在美国造成几千名病人的严重药物反应,并造成81名病人死亡。在其它11个国家还造成68名病人死亡。中毒事故主要发生在美国和德国,也发生在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死者主要为心脏手术病人和洗肾病人。医生观察到的主要付反应有腹痛,腹泻,高烧,低血压及各种过敏症状。这一突然出现的毒肝素危机,对广大的病人(仅在美国便有1200万洗肾病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严重冲击。这让全世界所有使用肝素的病人都突然处于恐怖之中,不知何时这种痛苦的药物过敏反应甚至死亡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2008年1月9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收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研究人员在多个洗肾中心,评估洗肾过程中出现小血块的报告。FDA结合当时突然出现的肝素药物的严重反应和死亡,联系到中国的毒奶粉和祸害美国,加拿大的毒饲料,估计肝素制剂有可能遭到毒品污染。1月17日,FDA决定开始召回市面上的肝素制品。从肝素召回中很快就发现,引起严重药物反应和死亡事故的肝素,绝大部分都由美国Baxter公司售出。而Baxter公司的肝素制剂,均由中国常州的中美合资PSL公司提供的肝素活性物制造。但这些造成严重医疗事故的肝素活性物,在制成药用产品前,都已经过标准方法的分析鉴定,并未发现除了少量通常都能测到的无毒污染物如蛋白质,核酸,脂肪等外有其它特殊的“污染”。由此,这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污染物,它一定是一种与肝素十分相似,标准鉴测无法发现的东西.2008年3月19日,美国FDA宣布,经过初步鉴定,来自中国的肝素活性物中的“污染物”为,多硫酸软骨素,其含量从百分之2,到最高达百分之50之多!为了彻底解开这个“污染”的秘密,美国FDA的实验室,美国三个大学的实验室,和几个欧洲的研究单位中的几十位顶级科学家,投入了对这个神秘污染物的研究。

中共首先利用一家中美合资公司发动这场毒肝素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计谋。其目的是为了掌握推卸责任的“话语权”,使他们能够“倒打一耙”地将责任完全推给与其合资的美方,并使中共自己逃脱上次毒蛋白粉事件中,在世界压力下被迫承认加入三聚氰胺的尴尬。2008年4月17-18日,中国派7名专家参加美国等12国肝素问题国际讨论会。会后发表声明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有关肝素钠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及不良事件相关研究等信息,中方专家认为,在美国等国家发生的肝素钠不良事件的直接原因尚不能最终确定为多硫酸软骨素所致。发生不良反应的美国百特公司(即Baxter公司—本文作者)肝素钠注射液,其原料来自美国常州SPL公司(明明是一家中美合资的“常州SPL公司”,却被说成“美国常州SPL公司,以混淆视听)。法定代理人为美国人。日常生产管理由美国SPL公司派驻总经理全面负责。其肝素钠生产工艺和标准由美国SPL提供,符合美国药典和美国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

这就是造成几千名病人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和149名病人丧命的凶手“淡定”,“轻松”,“事不关己”,罔顾事实,和凶恶的倒打一耙的声明!这份声明故意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多硫酸软骨素,这个经化学加工的非天然产物,为什么会出现在由动物内脏提取的天然产物肝素中,而且最高含量竟可高达百分之五十?声明纠缠于“多硫酸软骨素与临床死亡及不良反应间的因果关系”。难道如果这个人为加入的毒素是一个不致病的东西,中国就有理由把它加入肝素中吗?声明中强调,常州SPL公司其肝素钠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由美国SPL提供,符合美国药典和美国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如果真是如此,难道美国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美国药典,百特公司的合同要求中,都有加入多硫酸软骨素这一条吗?

由于中共的毒肝素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美国提出视察中国肝素工厂的要求,但中共却无赖地提出,美国必须同时让中国视察美国的工厂。

中国驻美使馆二秘Ning Chen公开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肝素或其中的杂质造成了问题。他无视其它国家的68名假肝素死难者,和德国已在使用中国毒肝素的洗肾病人血液中查出血块的事实,无理地认为,肝素引起的疾病只出现在美国,说明问题都是美国本身引起的。为何中共的官员,驻美使馆人员,和“专家”们面对他们作恶的对象提出的合理要求,能够如此蛮横拒绝,并将它们作恶的严重后果无耻地推向受害者一方?这是因为他们对他们这个精心策划的恶毒计划有着“充分”的信心,据此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制毒,贩毒,又能逃脱责任的追究。中共虽然“机关算尽”,但他们还是遗漏了一点,西方世界对于揭露中共诡计恶行真相的决心。

经过三个月的研究,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Ram Sasisekharan领导的,美国和欧洲的科学家们组成国际科研团队,首先于2008年4月23日,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由26名科学家署名的论文《多硫酸软骨素是造成肝素恶性临床症状的污染物》。首先,他们利用高分辨率核磁共振确认,造成恶性临床症状的毒肝素中,存在由beta-葡萄糖酸的1号碳原子与beta-氨基半乳糖3号碳原子链接的双糖重复结构单元。这正是硫酸软骨素分子中的重复结构单元。而这个重复结构单元,在不引起恶性临床症状的肝素中完全不出现在核磁共振谱中。他们还从出现恶性临床症状的肝素中,分离出符合上述重复结构单元的多糖,并与多硫酸软骨素标准样品比较,确认为同一物质。

这就铁证如山地证明了,中国毒肝素是制毒者在肝素中人为加入了多硫酸软骨素。

2008年6月5日,他们又在《新英格兰医学》发表了由23名科学家署名的论文《掺假肝素造成恶性症状和机体发烧过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首先有力地证明了,多硫酸软骨素和病人死亡的关系。研究者们发现,人为加入的这个毒素可引发两种发烧过程。其中一种发烧过程引起血栓和降低血球浓度造成危险的低血压,而另一个途径是产生各种过敏毒素。在随机实验中,所有加入多硫酸软骨素的肝素都引发以上的各种生理反应,而正常肝素都没有。他们还发现猪和人对多硫酸软骨素出现相似的过敏反应,对猪静脉注射含多硫酸软骨素的肝素和多硫酸软骨素都出现低血压。

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完全揭开了发生在中国的,震惊全球的毒肝素事件及其严重后果的真相。这二篇论文不但完全揭露了中国毒肝素的真相,更揭露了中国制毒者的恶毒用心。这些制毒者们当然知道,由于软骨素的beta-多聚糖的立体结构,它的所有制品都只能口服,不能用于注射,因为人体血液中没有代谢它的酶,对人体血液系统它是一个毒素。由此他们又利用软骨素和肝素都是极为相似的多聚六碳糖,将它们混合在无风险地制毒,贩毒,又能逃脱责任的追究。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在肝素中加入一半的多硫酸软骨素。但他们没有估计到西方国家的科学家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武器在极短时间内便明确鉴定了这个人为加入的毒素,而且还分离出了这一毒素,并与这一毒素的标准样品进行化学结构和毒性的对照实验,铁证如山地证明了造成如此严重医学后果的正是被制毒者们人为加入肝素中的多硫酸软骨素。

2008年7月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红瑛讲:“经过中美双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共同调查发现,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药物,集中在美国的百特公司,其原料中含有的多硫酸软骨素可能是导致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位代表中国政的新闻发言人,只字不提这个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中国肝素事件的真相。更没有交代,是谁策划和和生产了中国的毒肝素,他们的目的为何?这位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再一次混淆视听,厚颜无耻讲,“中美双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共同调查”。对于这个影响12个国家的毒肝素事件,从中国派出的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官员,除了想方设法掩盖事实的真相,就是倒打一耙企图嫁祸于人,哪有中国参加的共同调查。虽然在大量证据面前,中国被迫承认了多硫酸软骨素,这个被中国的制毒者加入肝素中的毒物,是造成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但还要玩弄文字游戏,加上“可能”两字。按照这位中国新闻发言人所发布的这个“新闻”,被中共的“新柏林墙”完全与世界隔离的中国老百姓,所得的的全部信息是,“美国百特公司的肝素注射液,出现了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经过中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帮助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共同调查发现,其原料中含有的多硫酸软骨素可能是导致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如此无耻的谎言,竟出自代表中国的中共官员之口,这是中国14亿老百姓的真正的莫大悲哀!

2011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和贸易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研究2008年的毒肝素危机事件。该委员会提出,谁应为造成81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负责?该委员会要求FDA提供有关中国犯事者的文件,并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有关情况。该委员会还指出,美国每年有1200万人需用肝素,并且百分之八十的肝素来自中国,美国公众有权得到这起事件的真相。但这些合理的要求都因中国政府的无理阻挠而无法实现。2012年2月,美国FDA宣布,另外14家中国公司也参与毒肝素生产。这14家公司已列入肝素“进口提防”的公司名单,让美国边界口岸截留它们的产品。加上原来已列入该名单中的8家中国公司,共有22家中国公司列入该名单中。

从中共连续二次对西方社挑起的毒奶粉和毒肝素事件中可以看到,21世纪的中共的最高层已经堕落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达到他们的各种权利,可以不顾一切地,没有任何底线地,动用一切手段。

中共的新鸦片战争

鸦片来自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罂粟的未成熟果实,经割伤果皮后渗出的白色汁液干燥凝固而成。它在18-19世纪的欧洲曾是医治百病的“万灵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各种疾病的成因大多不清楚。因此当时的医生的医治目标仅限于“抑制病痛”,因此鸦片的麻醉和镇痛特性便有了用武之地。19世纪初,德国一位药剂师从鸦片这个复杂的混合物中分离出了鸦片麻醉和镇痛的有效成分-吗啡,其含量只占鸦片总重量的百分之10-14。由此,吗啡替代鸦片成了首选镇痛药。以后,一位英国化学家将吗啡与醋酸酐反应制得了比吗啡的镇痛和麻醉性能更强,但成瘾毒性也高得多的海洛因。

对吗啡化学结构的研究中发现,吗啡这个由17个碳原子,19个氢原子,3个氧原子,和1个氮原子组成的结构十分复杂的化合物分子中,产生麻醉,镇痛,和成瘾毒性的只是其中一很小的,称为“哌啶”的部分,而且还发现如果这部分遭到破坏,则吗啡的所有麻醉,止痛性能全部消失。这个发现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打开了鸦片类药物人工合成和大规模生产的大门。20世纪便有很多人工合成的鸦片类药物问世。

德国化学家Otto Eisleb于1939年合成了第一个完全人工合成的鸦片类止痛药,Pethidine。它与复杂的吗啡相比,是一个组成简单得多的化合物。其合成方法很简单,适合工业化生产。Pethidine用于处理中等到严重病痛。在整个20世纪Pethidine是一个被医生应用最广的阿片类镇痛药。在1975年60%的医生将它作为对付剧烈疼痛的处方药,22%的医生用于慢性严重疼痛。与吗啡相比Pethidine是一个安全得多的药物,其成瘾性也小于吗啡。上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化学家们又先后合成了芬太尼和卡芬太尼。芬太尼的强度是吗啡的80-100倍,卡芬太尼的强度更是芬太尼的100倍。这二个超高强度鸦片类药品的发明,对于人类它们既是强有力的止痛和麻醉药品,如可用于末期癌症病人的止痛和象等大型动物的麻醉,但对人类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它们的出现就像原子科学的研究结果之一是,让人类拥有了巨大的杀人武器——原子弹那样,由于这二个超强药品的出现,人类又有了一种新的化学杀人武器,“人工合成鸦片类毒品”。

由于这些人工合成的鸦片类化合物强烈的止痛麻醉性能和极高的成瘾特性,为了阻止毒贩们将它们变成毒害人们的毒品,和预防无知的青少年对这些药物的滥用,西方国家都制定了对这些药物(连同吗啡,海洛因一起),包括制造这些药物的原料,以及它们的生产,流通,使用,等的强制措施。这些药都被规定为属于医生严格控制的处方药。非法生产,贩卖,和使用这些药物都属于犯罪行为。但自称“和平崛起”的中共”,却一眼看中了这些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作为对付西方社会的有力武器,发动了一场已经持续多年的,现在还在继续中的新鸦片战争。

2016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Willium Brownfield,在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制造的一种精神药是美国目前毒品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他讲,在过去5到10年内,美国毒品市场对可卡因的需求急剧减少,而对海洛因的需求急速增加。这一海洛因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毒品走私犯在海洛因中添加的一种叫做芬太尼(Fentanyl)的精神药。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讲,芬太尼和海洛因的制造成本相似,但芬太尼的效力比海洛因强80到100倍。加拿大毒品分析服务处每年从边境服务署,惩教所和警方缴获的毒品中抽样进行分析,发现2012年海洛因中含芬太尼及类似成分的不到百分之一,2016年提高到百分之39.4,2017年更上升到百分之60.1。

芬太尼让美国的阿片类药物烂用危机迅速升级。这种药大部分在中国制造。美国“国家毒品控制办公室”主任,新泽西州州长Chris Christie指出,美国境内百分之80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大多数进入美国的芬太尼都经过墨西哥中转,在此毒贩将它加入海洛因内,进入北美的毒品市场。很多海洛因吸食者,因为不知道毒品中添加了芬太尼,或错误计算了芬太尼的剂量因而丧生。这是因为芬太尼的高强度,很容易造成吸食过量。因而造成美国成千上万海洛因死亡的是芬太尼而不是海洛因本身。

2015年美国海关共查获65公斤芬太尼,其中2/3来自墨西哥,1/3来自中国,但墨西哥的前体原料均来自中国(这表明中共与墨西哥的毒贩们已勾结在一起,且后者已成了中共毒品的加工者和代销者)。根据芬太尼强度是海洛因强度的100倍,而海洛因强度至少是吗啡的5倍,65公斤芬太尼的毒性相当于32500公斤吗啡。鸦片中吗啡的平均含量为12%。65公斤芬太尼的毒性至少相当于271吨鸦片。这仅是美国2015年海关截留的数量,而当年逃过边境检查和邮寄包裹,流入美国的芬太尼还无从知晓。

2016年6月底,加拿大边境局在温哥华国际邮递中心,查获一个从中国寄往加拿大,卡加利的小包裹,包裹上写着打印机附件,打开包裹发现是白色物质。最后鉴定为1公斤卡芬太尼。7月5日警方逮捕了24岁的嫌犯Joshua Wrenn。他被控进口受限制物品。

卡芬太尼是目前最强烈的鸦片类毒品,20微克(百万分之1克)卡芬太尼就能致人死亡。1公斤卡芬太尼可致死5000万人。1公斤卡芬太尼的毒性相当于417吨鸦片。一只从中国寄往加拿大的小小伪装包裹,就能杀死全部加拿大人还足足有余。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国的化工行业是帮助芬太尼毒品交易蓬勃发展的根源。虽然中共在国内禁止芬太尼的非医学用途,但却长期允许中国企业持续非法出口芬太尼及相关商品。美国官员表示,虽然要求中共参与国际努力,共同打击芬太尼,落实监管,但中共却冷淡回应。为了打击芬太尼毒品交易,美国将芬太尼原料纳入管制,要求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都依法登记及报告交易情况。但这些规定对中国不起作用,因为伪标猖獗和走私伎俩一直在变化。《纽约时报》今年的一篇文章称,在中国近年来出现,制毒,贩毒,全程网络化,传,制,销,一条龙全在网络上完成。

前墨西哥驻中国大使Jorge Guajardo说,中共从不关注中国工厂到底生产什么。他在驻华期间,中国也不愿意合作阻止毒品流入墨西哥。他讲,他和墨西哥高级官员多次游说中国官员,停止向墨西哥出口芬太尼前体。但他们回答说,这是墨西哥的问题,是你们海关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

2018年1月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经过一年的调查发现,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等镇静剂的销售商,利用美国邮政系统安检漏洞,大搞镇静剂倾销。美国邮政对入境商品没有全面的电子数据系统,由此无法识别可疑货物。最近几年,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从中国寄往美国的邮件数量大幅增加,但美国邮政系统记录在案的仅三分之一的国际邮件数据,导致2017年有3亿邮件难以进行安检。这就让中国毒品的大举入侵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个造成中国毒品在西方国家泛滥的原因,是中共默许下的毒品制造者的无孔不入的,为全球“服务”的,恶毒的“毒品一站式购物服务”。中国网站上的毒品销售十分兴旺,购买者只需付款,提供送货地址,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法将你所需要的毒品安全地送到购物者的手中。这些如此高效被视为化学武器的毒品,便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拥向全世界的非法毒品市场。2018年11月11日,美国有线电视(CNN)在《从中国走私的芬太尼杀死成千上万美国人》一文报导,以上海为基地的Zheng氏父(Fujing Zheng)子(Guanghua Zheng)毒品走私集团,以35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英语,冰岛语,乌兹别克语,在网络上销售各种合成毒品,包括致人死命的芬太尼。这个毒品集团自称它的实验室可以合成一切毒品,它每个月可以制造16吨非法化学品。这个集团对他的毒品走私如此熟练和有信心,当它的走私邮件被美国或其他国家截留,它保证退还货款。在最近10年中,这个Zheng氏集团向25个国家和美国的35个州,通过邮件走私芬太尼和其它非法化学品。

芬太尼,卡芬太尼,和其它鸦片类毒品,已成为毒品过量吸食者的第一杀手。“中国实验室生产的毒品,在美国杀死美国人”,已成为真正的危机。在2013年,美国有2100人死于芬太尼。到2017年,服药过量至死人数已快速上升至72287人,比2016年上升百分之9.6,其中超过49000人死于鸦片类毒品。芬太尼不仅每年夺走数万美国人的性命,它也是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祸首之一。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指出,由于药物过量致死持续攀升,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再度缩短,由2016年的78.7岁降低至2017年的78.6岁。

由于芬太尼的强度是吗啡的80-100倍,像喝咖啡时用的一包白砂糖大小的芬太尼已是500个致死剂量。中国的毒品制造者都用小包裹甚至信封,直接将毒品寄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毒贩。大量的这种“微型包裹”在边境和海关很难全部被识别和截留。虽然美国在2017年截留了1,196磅芬太尼,但只是当年进入美国的芬太尼的一部分。2017年10月,美国总统宣布,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并指责中国是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的主要来源。白宫全国毒品控制办公室主任Chris Christie指出,美国每天有175人因此丧命,我们每18天就有一次9/11恐怖事件。他还严辞表示,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这是战争行为,你们把这些毒品送入我国毒害民众,这种药物没有别的用处,只会杀人害命。2017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投入1200万美元,成立美国缉毒局(DEA)路易斯维尔分部,统一调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违禁药品走私活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并配备90名特工和130名特别行动人员。

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和加拿大邮政局正在通力合作,寻找从来自中国的包裹中找出可疑包裹的最佳方法。芬太尼强效性,意味着其走私包裹体积小,重量轻,有时由信封邮寄。为打击毒品流入,加拿大通过Bill C37,允许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拆开重量在30克以下的信封进行检查。加拿大警方已找出70家中国芬太尼供应商,和2家与中国供应商有关联的本国供应商。

2018年1月10日,Trump总统签署一项新法案,阻挡中国和墨西哥的毒品进入美国。法案名称为“国际毒品走私高科技检测法案”,宣布追加9百万美元,要求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提供高科技的便携式工具,提高海关对非法芬太尼和其他鸦片类药物,麻醉剂和成瘾物质的检测能力。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表示,来自中国等国家的芬太尼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美国,成了危害美国的祸根。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中共虽然对美国承诺“将执行与芬太尼相关的法律,将检讨规范该药物的对策”。但并没有同意将芬太尼列为管制药物,更没有承诺将销售芬太尼的不法分子在中国绳之以法。只要中共不改变向全世界非共产党国家倾销毒品的恶毒政策,由中共强加于世界各国的这场21世纪的新鸦片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争。

中共的瘟疫输出

SARS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第一个世界健康大灾难。SARS疫情的“零号病人”黄杏初于2002年12月初在深圳发病后,直到月底几乎一个月中,广东省对于疫情没有发布任何信息。但关于这个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却已在互联网上流传,并引起民众的极度不安,和出现抢购预防感冒药的风潮。到2月9日,广州已经有100多病例,11日广州的病例快速增加到305人,其中,105例为医护人员,并出现5例死亡病例。但广州官方却宣布,非典型肺炎只是局部发生,病人病情都在控制中。2月12日中国疾控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称,全国近期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疾病的流行。2003年2月10日,在SARS疫情开始67天后,中国才向世卫组织通报中国的疫情,但只列出广东的发病情况。2003年2月14日,中国疾控中心称截至当日广州已连续5天无新病例出现,广东报告的总数仍是305例。由于中国在疫情开始后的3个月中隐瞒疫情和不作为,SARS疫情在中国迅猛发展,并首先扩散至香港,台湾,3月15日后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等30个国家。

4月3日,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中国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北京工作和旅游是安全的。他还说北京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还笑着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张文康的言论对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误导。随后,张文康大大缩小的北京SARS病例数和死亡数,被301医院的蒋彦永医生用事实揭穿。这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纷纷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在全球扩散。

相隔17年的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2019年11月降临中国后,中共以更熟练的手法,封锁隐瞒疫情以欺骗全世界,压制打击疫情吹哨人,派出播毒大军,把疫情引向全球。

1.封锁隐瞒疫情,欺骗全世界

11月17日,湖北省一名55岁的病人是目前已知的确诊的第一个中共病毒病例,就此疫情便在武汉快速发展。到2019年12月31日确诊病人266例,隔天便快速增加到381例。此后,从1月5日到17日疫情在武汉已快速,全面大爆发,武汉已沦为人间地狱。而武汉市卫健委官方网站竟报告,截至1月12日24时,确诊病例41例,此后5天均报告无增加确诊病例。中共在疫情开始的一个多月的疫情发展的最关键阶段,自始至终对外严密封锁被传染人数,死亡人数,诊断数据等病人数据,又严格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一切国家的有关专家进入武汉。这就使全世界对这场疫情一无所知,更无法了解病毒的传播速度,而掌握病毒的传播速度正是阻止疫情发展的关键。

2.压制打击“疫情吹哨人”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医生,2019年12月31日在微信上与7位同事交流,认为武汉已出现SARS疫情,提醒同行们注意保护。2020年1月3日当地派出所认为他们“在网际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受警示和训戒,并将他们搬上电视示众。这是中共为了掩盖疫情真相,而对了解真实情况的业务人员,作为“疫情吹哨人”而打击的典型事件。

3.压制报道中共病毒

在2019年12月,武汉各医院采集了9名不明肺炎病例样本,送给微远基因,北京奥博,上海公卫中心,和华大基因等进行检测。到12月底和1月初检测结果陆续反馈医院。基因测试都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中共夸耀它很早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中共病毒的基因。但实际上在中国的三个实验室先后得到基因后,中共一直严加控制。直到一家实验室于1月11日在病毒学家网站上公布后,中共才不得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掩盖了二个星期。中共拖延提供基因信息,影响了全球所有国家对病毒扩散的认知,也拖延了对检测方法,药物,和疫情发展而开展的研究进程。从2020年1月初揭开病毒基因密码,直到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宣布全球紧急状态。在这被中共严密掩盖的30多天里,疫情扩张了200倍!

事后,一位基因测试公司人员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武汉肺炎肺炎的病例样品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它相关信息,已有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这和湖北省卫健委的要求一模一样,其目的就是不让国内外了解疫情的病原体,无法及时对即将到来的疫情作出正确的预测和准备。

4.中共卫健委密令消除病毒样本

2020年1月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出秘密通知,命令有中共病毒的实验室立即销毁病毒样本,或者把这些样本送到指定的机构予以保存,并通知实验室没有政府的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病毒的文章。这个命令还禁止石正丽实验室公布基因序列,不准其发出潜在危险的警示。

5.隐瞒疫情的人传人

当中国的调查武汉疫情的专家组在1月来到武汉时,有专家怀疑有人传人,要求湖北省卫健委如实上报。但这位卫健委的领导却当场反问,“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中国的研究人员在疫情初期即在“新英格兰杂志”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武汉初期的传播动力学》,显示武汉大约每7.4天,病例数就会增加1倍,自2019年12月中旬开始,密切接触者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染,包括李文亮医生和夏姓护士都是人传人感染。从这篇论文可知,中国部分医疗和科研人员元旦期间就已经获知人传人证据,而中国控制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到1月14日才宣布“有限人传人”,中国1月21日才正式宣布人传人。中国就是这样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伙让全世界失去了宝贵的15天!”

2020年1月5日,中国著名病毒学家张永振领导的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在完成病毒基因排序工作后,通知了国家卫健卫生健康委员会,并提出这种新病毒与SARS相似,可能会人传人。他还提出:病毒应该会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染,我们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防范措施。

但由于中共的严密封锁真相,使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根据中国发出的信息,没有根据认为有明显的人传人特点,不建议出行者采取防范措施”的错误信息。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医院,病理学和免疫学博士何迈先生调查发现,去年底多家武汉医院已经有了中共病毒人传人的明确证据。他的调查收集了2019年武汉出现的多个病例。他举例说:武汉新华医院在12月27日和28日,接受了一家病人,这是父母和儿子。先是父母发病,然后他们把儿子也请来检查,他们的CT症状,CT表现都是一样的。这一家人之间的相互感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传人的例子。2019年12月29日,武汉中心医院收治了一对母子武汉肺炎病人,也是家庭中人传人病例。何迈博士还调查收集了多个医护人员感染的病例。其中,2020年1月1日,武汉中心医院接受了一位武汉肺炎传染病人,这位病人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开诊所的医生,他是被他的病人感染的。

5.六万“布毒大军”从武汉流向全球

武汉在1月23日正式实施封城。封城的目的应该是阻止武汉的所有患者和可能的感染者离开疫情爆发地武汉,同时也阻止外面的人进入武汉而受感染。但十分奇怪的是,在武汉封城前,中国竟让6万武汉人去到世界各地。这是在这场疫情中一件十分耐人寻味,值得探讨的事!英国南汉普顿大学的大数据研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模拟描绘出武汉1月23日封城前,近6万人的运动轨迹。他们以电脑针对6万名武汉人的手机和航空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到在封城前离开的人士,如今已散布到中国以外的382个城市,这些人至少包含834名确诊患者。

6.李文亮医生的除夕微信出乎意外地既让台湾免于灾难,又揭露了中共和世卫组织

李文亮的有关SARS疫情的微信发表于2019年12月31日夜晚。2020年1月1日凌晨,海峡另一边的台湾疫管署成员在浏览微信时便发现了它的截图。截图中的SARS字样,引起了疫管署的高度警觉。微信讲到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还贴着检验报告和胸部电脑断层图。此图无日期,无医院公章,所以这个图可能是医生拿到报告后顺手拍的一张照片。台湾疫管署官员当时就判断这是人传人的危险肺炎,并于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通报大陆发生疫情,并马上对武汉直飞台湾的班机做登机检疫,拉开了台湾防控疫情的大幕。从凌晨看到李文亮微信截图,到当天下午6时开始应对武汉肺炎疫情。这是全世界响应最快的,让台湾做好了大陆疫情扩散到台湾的准备。正因为有了充分的准备,对受到中共操控的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肆虐,千百万人患病死亡之时,台湾能控制病例在500以下,且80%为输入性病例,还能做到不停课,不封城的,举世公认的良好防疫效果。

为了核实大陆的情况,台湾疫管署在发现李文亮微信的当天上午,便向大陆发出了询问信,但大陆方面向台湾回复的还是武汉卫健委的隐瞒真实疫情通告。台湾方面当然没有听信。这是因为17年前SARS疫情中,由于中共对疫情的封锁,曾使台湾沦为仅次于大陆的严重疫区,台湾已经对中共没有任何的信任。台湾在2020年1月1日中午,也向世卫组织发出了中国大陆疫情的报警信,而世卫组织竟然始终没有任何的回复。这个用世界各国的经费供养的国际卫生防疫组织,竟然可以对影响全球千百万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流行病警讯,采取如此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充分证明这个应为全球人类服务的国际机构已沦为中共危害世界安全的帮凶。台湾在中共病毒疫情中能够“独枝一秀”地免于疫情的肆虐,是由于17年前的SARS疫情中曾是中共隐瞒疫情3个月的受害者,因而一见到“SARS“的台湾疫管署便立即警觉,并判断中共有再次隐瞒人传人的可能。台湾的抗疫成功,反过来也证明,武汉肺炎疫情之所以能够肆虐全球,造成千万人染病,百万人死亡,均因为在疫情开始处于可以控制在武汉一地的最初20多天内,中共的一切反人类所作所为,使全球失去了这关键的20天所造成的结果。

法国《观点》周刊“不是中国病毒是中共病毒习党对三件事应负责”社论,现摘录以下要点:

中国在后奥威尔时代,党控制一切。这场疫情证明,专制模式可以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却以牺牲我们的自由为代价,要建立一个适应专制权力的国际体系。

中共总书记领导的共产党就是这场瘟疫的起源和扩散的责任者,应该对这场瘟疫中的三件事负责:

1.不顾2003年SARS显示野生动物的危险性,放弃执行禁止贸易野生动物的规定,放任市场买卖活的野生动物,人兽混杂,给疫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2.在疫情发生后,扼杀有关信息,导致疫情无声蔓延,1月份,还在否认“人传人”,并惩处了勇敢发出警报的武汉医生李文亮。最终李文亮死于这个病毒。在基于恐惧的共产政权下,地方当局在数周之久都不愿对正在发生的疫情发出危险警报。而且他们公布的死亡人数仍然值得怀疑。

3.中共削弱国际抵抗疫情的合作,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发起网络散布假消息运动,试图甩掉自己的责任。

最近美国总统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在我们追求这个光明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追责把这场瘟疫释放到全世界的国家:中国。在病毒最早时期,中国封锁了国内旅行,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让病毒感染世界。中国谴责我们对他们国家的旅行禁令,尽管他们自己取消了国内航班,并将公民锁在家中。联合国必须要求中国为其行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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