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让你带镣铐跳舞的都是坏人(组图)


畸形的环境必然滋生畸形的怪物(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20年6月22日讯】现在全世界的大部分人民都有一种活腻歪了的感觉,在极度饱和又极度空虚中你推我搡走向疯狂和无序,没有浪漫,也没有理性。不知道是疫情闹的,还是人类历史就该走到这一步。

放眼望去,最冷静最平和的当然是我们中华儿女,一个连离婚都要强制冷静的民族,还能激动什么。

两会上有不少跟我切身相关的提案,比如编剧应该评职称,电子烟应该禁卖。但我一点不关心,我一心跟着主流媒体,只想痛斥美国暴力执法。黑人兄弟都这么惨了,你好意思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关心前途只能带脱发、抑郁和怨恨,上面是为我们着想,不想把我们推向绝路,让我们用别人的悲惨消化自我的悲惨,用别人的混乱忘记自己的不堪。

不得不说,有效。我身边仅存的一些既没有转行也没有卖货的编剧朋友,尤其是我,近期状态已遁入禅境,进入快乐疯魔,不再愤怒,也不再低落,不会努力,因为努力没用,也不会去死,因为死是需要极度看重人格尊严的。

我们的尊严早就跟马桶刷一样耐磨好用了,赖活着也是我们自古的优良传统。

昨天看到马斯克的载人飞船上天,越发感到难过,我们的年轻人没有钱,正常,全世界年轻人都如此,但我们的年轻人不被鼓励甚至不被允许有理想。只是一日三餐活下去已经用尽全部力气。说理想可能太空泛太矫情,那就说最基本的底线,对于搞创作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有创作自由?

总有人爱说,电影做不好不应该怪审查,伊朗审查更严但佳作频出。首先说这话的人肯定不了解现在审查到什么地步,也没有真的打过几次交道。其次,把不正常的东西合理化本来就是他妈的坏。

这逻辑就是,你好好一个人,现在无端被砍掉双手,还被要求自我反省。你看人家只有脚的人还可以写字做饭打篮球,你怎么就不行?

叶大鹰都说,他拍个片子审了一年了,现在还没轮到总局审呢。他从影40年,认为在中国电影创作是世上最复杂最折磨人的过程。如果他年轻的时候知道要吃这份苦,打死都不会干这个行当。红三代的处境都如此,我们这种吃土三代的人有什么资格搞艺术。

文艺界的胡锡进,汪海林老师也一样面临这个困境。

电视节目上充斥被屏蔽和篡改的关键词,网络上容不下一个模仿老师的小学生。

最近在看贾樟柯的书,有很多过去的访谈,对照当今现实,更有一番滋味。比如06年正逢他的三峡好人和黄金甲对决,他在和徐百柯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对谈里说,“有些大导演,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现在看来,国师又能怎样?

对年轻创作者,贾樟柯也有谈,“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如今,贾樟柯当人大代表已经三年,今年的提案是著作权保护和数字化不能忽视老年人需求。

可以理解,我们都在一个猪圈里,只是吃肉和啃骨头的区别。都不好活。

去年我写了《北电毕业生在干什么》提到被山影坑惨的师哥,文章火了之后,他依然得不到任何应该得到的回应,更别说报酬,只得到他曾经上级领导的拉黑,这怪我。领导该拉黑的是我,好在他没怪我。原来我一直想不通,既然环境这么恶劣,不是应该抱团取暖吗?我也想不通,这些吃肉的人愿意花上千万上亿去砸明星,但不愿意给啃骨头的编剧几万块和一个署名,省下这点钱,他们不会发财不会牛逼不会被人尊重,但他们依然会这么干。

现在我想通了,畸形的环境必然滋生这种畸形的怪物,我们只是没有钱,他们彻底不是人。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看新闻上说谢飞导演提案建议用电影分级制取代审查制,如今我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中年人,这个提案依旧每年呈上,冯远征今年提案艺术工作者要评职称,效率高多了,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

朋友们常劝我不要总传递负能量,尤其对自身发展不好,人家会觉得我很难合作。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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