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施”防疫 禁令与信仰的战争谁是谁非？(组图)
“错施”防疫，禁令与信仰的战争谁是谁非？（图片来源：Pixabay）
关于对中共病毒的预防，我们从公共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悲观的。普通医用口罩无法阻挡病毒被吸入体内，而可以过滤病毒的N95口罩极度缺乏，连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能保证足够供应。关闭学校，关闭大部分行业的运行，待在家里躲避瘟疫。现代传染病学认为，一旦一种传染病扩散到社区，每个人迟早都会接触到，而可能被感染，目前所有的措施都是在拖延，就是只能缓解瘟疫的大爆发时间。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纽约市并没有关闭学校，纽约的死亡率比临近采用更严厉隔离措施的城市还低。但这次中共病毒的爆发，纽约却成为重灾区。我们从上周纽约市犹太人社区的一个葬礼聚集来探讨健康禁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纽约市犹太社区的一个葬礼
围绕4月28日在纽约布鲁仑举行的正统犹太教社区的葬礼引发官方批评和公众议论。让人们感觉到是围绕疫情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是非之争。
这场公众议论凸显出在民众与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背后，同时也表现出公众在面对瘟疫、面对生死问题上的态度大不一样。对于保留传统文化意识的人来说，人的生死是大事，是很严肃的，参与葬礼是对死者的尊重，即使在目前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也不能却步，躲避是对死者不尊重。
表现上是威廉斯堡的犹太人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习俗，认为参加葬礼是对死者的尊重，而对生死的理解更多带有传统宗教和文化烙印，所以在别人对疫情感到恐惧时，他们仍然遵循自己的传统习俗。
而这场冲突表现的不只是正统犹太教小区的问题，而是在面对瘟疫和生死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与受现代思想教育出来的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冲突。
这种冲突也体现在各国政府在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的理念和处理方式上不一致。
居家令是依据科学决策的吗？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21世纪最大的疫情，各国都在紧张防疫。为了躲避疫情，很多国家施行了“居家令”，但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实施放任政策，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府，在此时受到批评，疫情当前，关乎人的生死问题，批评者底气十足，声音也大了。而且科学家也加入这个批评者的行列。
有哗众取宠者给这种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策起了个名字，叫“佛系抗疫”，并声称，说佛系抗疫，最大问题是不把人当作人。这不仅让人忘记封城带来的人道灾难，同时让人感到似乎实施封城最严厉的中共才是真正把人当人，是全球抗击疫情的榜样和全人类在疫情中依赖的大救星。好在中共学者出来在党媒发声，解释为什么封城，“疫病是关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根本没有提人什么事。它重视的是它的政权稳定，而不是人，或者人的生命。
目前实施强制措施的政府，和没有实行限制措施的政府都声称是依据科学决策，实施强制措施的政府官员强调，是否解除“居家令”，不是政治考虑，而是依据科学依据。而实施放任政策的政府也强调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理论基础上的。也就是面对瘟疫全球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依据科学决策。
只是目前针对疫情的决策实施过程中，在科学认识上和采用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这是在科学内部出现争论——究竟采取哪种科学方式能有效抑制疫情。在疫情当前，科学决策关乎人的生死，不能小看。
但严格地说，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来看，在此时面对疫情，科学真的力不从心。因为现代科学讲的是实证，目前对这个病毒没有逐够认识，在过去也没有对疫情进行过有效控制，在本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至今，还没有时间实施实证了，因为一切证据要等到药物出来或者是瘟疫结束后才能得到检验和校正，那时是什么情况，现代科学很难说清楚，所以科学抗疫不仅是空想，也是一个口号。
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戴口罩的依据是什么？
目前推行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据是什么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那么，目前推行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依据是什么呢？
虽然提出这些措施的政府官员、卫生官员都声称依据科学，可是不论政府网站，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也只有对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政策和措施报导和建议，没有具体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有的网站称，“事实证明，保持社交距离是疾病暴发期减少疾病传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疾病暴发期保持社交距离是减少疾病传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有一些医疗官员说，保持社交距离，以防止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这显示，有些医疗官员不乐观，他们没有寄希望人们不被感染，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感染人数突然爆发，医疗系统在疫情冲击下，不堪重负被击垮。他们希望疫情能平缓。
西班牙流感：当前防疫措施效果不明显
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堡的军营医院，病房内被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军人塞满。（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从历史上看，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戴口罩这些做法在西班牙大流感期间都曾经有先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卫生官员在制订疫情预案中，有这样一些措施选择，是沿用和模仿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在历史上这些措施执行后效果怎样？答案是效果并不明显。
1918年8月，西班牙大流感波及世界时，美国很多地方也关闭一切公共场所，学校停课。有的地方卫生官员即使反应非常迅速，将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隔离，但在瘟疫冲击下也不能幸免。
为了配合防疫西班牙大流感的措施，当时各地也出了很多雷人口号，从良心、爱国主义，到病毒能带来死亡等严厉警告，甚至有的地方还为此立法，对违反规定将被处以罚款，或者监禁。但是还是遭到民众的抵制，这可能也是美国传统。
人生活在社会上，毕竟不是真空，不可能绝对隔离，在“钻石公主”出现的那种感染。在中国武汉虽然封城管制严厉，用行政方式，仍出现多次超市人员被感染的案例，那么这些超市员工接触到的各地派来的统一购物的机构，同样把病毒传播开来，而且接触过的新鲜蔬菜可能都被污染，在转送到被严格限制出门的居民手上，怎么能保证不被感染？居家令的实效大打折扣。
同样是没有太多证据能支持居家隔离的效果。在武汉有很多感染者是年龄很大、不能离开社区，但是却感染病毒，而一些在户外活动的人群，还有很多没被感染，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历史上的大瘟疫期间，那时交通也没有这么便捷，但还是有很多人感染。病毒怎么在寻找人群，在寻找什么人群，目前科学还不是那么清楚。病毒是通过什么方式在选择人，还是每个人身体素质内在因素所致，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目前都不得而知，有人就是不被感染，有的人能产生抗体免疫，有的人就容易被感染。
关于CDC通告的疑问
美国疾控中心（CDC）3月15日发通告，建议未来8个星期禁止50人以上集会活动，认为大型活动和群众聚会是武汉肺炎病毒（COVID-19）在美国传播的原因，已经要求8周内取消5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以防止武汉肺炎传播。
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限制以50人的界限，也有的地区是100人，或其它数字？显然，做这些限制的人或机构对人数多少并没有什么一致的标准，人数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限制人的聚集。
对通过飞沫、接触、或空气传播感染的病毒，保持社交距离可能对减缓病毒的传播有一定效果。但如果传播途径是通过粪口、或是其它方式感染，保持社交距离就没有什么效果。
保持六英尺（约2米）的社交距离这种提法也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是根据在1米的距离，你会直接感染到你对面的人。这个做法是人出于规避病毒而臆定的，为什么呢？要求社交距离做法的理由是，一般说话气流不能超过2米的距离。这个假设是他认为病毒会随着飞沫运动。病毒是会随着感染者的飞沫出来，但出来后病毒的运动并不一定一直随着飞沫运动，病毒可能会随飞沫运动，也可能离开飞沫，自行运动。所以，这个保持六英尺（约2米）的社交距离只是一个安慰距离。
社交距离和居家令，戴口罩对于人们躲避病毒有一定效用，有多大作用并没有准确数据支持，但夸大这些做法的作用，在医学上是没有准确和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要求虽然是专家提出的，但是依据并非科学，而是经验，感觉。
依靠法律限制民众是否合适？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当年立国的基点就是信仰自由，宗教是有一些仪式，民众也有一些习俗。（图片来源：Fotolia）
要说病毒，按照现在这种旅行状况，病毒可能早在年初就已扩散到世界各地，可能已经潜伏在四处繁殖，等待时机。当前，人们对这种病毒的认识有限，这种病毒到底有哪些感染途径，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晰，甚至对这种病毒的生存状态都还不能准确认识，只是从检验中发现，或者从实验室的试验中获得一些数据，但不能保证这些信息是病毒的全貌。那么也再次说明，制定的避免交叉感染措施也就只能是虚构的，臆想的，目前也无法证实它的实效。
如果从医学上讲，流行病学中保持社交距离的目的是减少传染的可能，准确地说流行病学中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只是一个常识性的建议，就是通过限制病毒的传染途径，但前提是必须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播途径。
当人们没有疫苗预防，也没有药物能有效治疗时，为了阻断病毒传播，所以，提出各种保护措施，而又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实际状态，有哪些传染途径，所以人们是希望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以获得安全感。
要说传播，蚊子、苍蝇，昆虫、动物都能成为病毒传播者，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限制蚊子和苍蝇的，甚至，空气、风都能传播，那么为什么以防疫和保证生命安全的名义制定法律、法规来限制人呢？
从人们珍爱生命角度可以理解，但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这种依靠法律、行政法规来限制民众的做法，肯定不合适，这已经不是小题大作问题，以保护人生命的名义使用强制手段，包括法律，来限制人，维护政府的做法，是在共产国家和专制制度下最惯用的手段。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当年立国的基点就是信仰自由，宗教是有一些仪式，民众也有一些习俗。
人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在瘟疫面前想躲避这种心理也是正常反应。在不清楚这种病毒的情况下，作为政府考虑民众安全也是应该的。但使用强制手段限制民众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活动，这种做法无论是否为了健康，肯定是不合适的。
瘟疫期教堂关闭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人在生命垂危时，不是想到的找医生，而是想到牧师。因为那时人们信神，相信生命轮回，在生命弥留之际，忏悔自己这一生中的过错，希望得到上帝宽恕，带着一个平静的灵魂回归。
今天在瘟疫期间，有的教堂关闭，改成网上布道。这让人想到，在瘟疫面前，他们对神的信念还有多少，他们对神信的程度还剩多少，他们是否还相信上帝的话。
这显示，神职人员自己对神也失去信心，这是宗教的没落和悲哀，那还怎么去劝导人相信神呢，今天神职人员这个词的意思已经不是表示专业修行，而是表示一个职业、工作，只是一个专业而已。
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但人们，包括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寄希望于这次瘟疫病毒像上次SARS病毒一样在6月突然消失，这是封城和采取强制措施政策的人们制定这种政策时所期待。但如果不能按照预期在6月结束怎么办？或者像1918年那次出现一个反复怎么办？是继续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放松一些呢？如果在疫情没有减缓下，放松之前采取的强制措施，那就意味着这种强制措施在疫情下失败，但如果还要继续采取强制措施，那是灾难，不仅是被病毒感染者的劫难，也是未被感染者的灾难，这会带来次生灾害，可能有人是死于这波瘟疫带来的次生灾害。因为人还要生活，为了制止瘟疫而限制人们的生活，给社会带来负担，那是另一场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