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六岁了 已不知道该写信给谁(图)

李文亮去世，上海女孩街头举牌呼吁言论自由（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0年3月23日讯】我看到自称十六岁的孩子在写信。我三十六岁了，一直很想写封信，都不知道该写信给谁。（相关阅读：高中生写给杜甫的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家的长辈里，早就没有人能回答我的困惑。我不能给大学班主任曹老师写信，毕竟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再写给他，矫情。不能给初中班主任汪老师写信，虽然她打过我，但更多的还是关心，可我觉得汪老师解答不了我如今的问题。

这种苦闷，没有地方说，没有地方去问。午夜情感热线是有，人家只解答什么女朋友跟人跑了我好气愤怎么办的问题，顺便还把你骂一顿。我偷偷跑到李医生的微博下面去留过言，说过心事，偷偷拿本子写了日记，但这也缓解不了，这种苦闷归根结底就是：要写吗？值得吗？原来在社里工作的时候，一位编辑半夜打电话来核对一个稿件细节，我问他大哥你这样加班，值得吗？人家估计翻了我很久的白眼。现在报应不爽，轮到问自己了：值得吗？

2019年的数据，我国有14亿人，也就是说我们有14亿同胞。课本告诉我们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亿万同胞而读书。从小我品格一般，倒是真读书，打完游戏还读书，和女孩子打完架然后还读书。

可是几十年下来，许多读书的人猛然发现哎呀弄错了，读得越多就越错，许许多多的可爱的大众同胞们不需要你读书，不需要你思考，不需要你著述，不需要你从事更高远的精神活动。这些广大的同胞们不需要哲人，不需要诗人，不需要作家，不需要思想者。他们只需要你对他们喊加油，对外面喊傻逼。卧槽这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早说啊，大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

有为数众多的人众，他们相信大学，但是不相信知识；他们相信文凭，但是不相信文明；他们嘲笑进化论，但却无比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能识别的好人，仅限于中学课本上认证过的好人；他们能够识别的坏蛋，仅限于刑事犯罪人员。

你的关心，对他们而言反而成了极大的侮辱；而那些拼命侮辱他们智商的东西，他们却打心眼里认为是关心。他们像范厨师一样，对高秀敏发狠，对大忽悠道谢。你给他们望远镜，但他们只要万花筒。比如你认为洪水和蝗虫来时，他们理应知道得更早些，为此大声疾呼，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们却在最底层浑浑噩噩地说：呸，那也要按程序上报。你又呼喊说并没有这个程序，隐瞒才是违背了程序，而且有关部门也已经纠正了、澄清了，他们却还浑浑噩噩地说呸你别有用心。

比如灾情，你以为灾害是这些同胞最大的痛，为此心急火燎，总怕他们有病难治，或是失岗失业。可后来你恍然大悟：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灾似乎并不是他们的痛，致死者永远只是少数，哪怕他们根本不占有什么优质资源，可大概率他们也会安然无恙；禁足和封闭也不是他们最大的痛，因为大家都禁足、都封闭，包括官员和有钱人。而只有当你说这片家园尚不完美、许多地方还要改进、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进行时，便成了他们最大的痛，他们认定你在中伤他们唯一的自豪和自尊；当你叫嚷说哎呀还有一个同胞在承受痛苦、还有一个人掉了队时，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痛，他们认为你惊扰了他们的心情，没有给他们唱摇篮曲。

你希望他们不要多疑、易怒，不要阴谋论。你希望他们自信、阳光、昂扬，像多宝塔一样雄健，像兰亭序一样潇洒，像自叙帖一样豪迈。你希望同胞们结成一个优秀的族群，像我们小时候课本无数次说的那样，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起用中文书写出一个民族的新生。结果他们又像范厨师那样，撂下擀面杖，摔了豆腐乳，踢倒泡菜坛，呵斥你到底是哪家人，收了哪家的钱了。你说你早看不上那一毛钱，他们说“呵呵那肯定是一块钱、十块钱！都是一样的人，做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捏？”然后回头对大忽悠说：谢谢啊！

所以你抑郁，苦闷，搞不清楚值不值得，只好把自己关回书房，躲藏到书里去。茨维格说的，读书是一些人的唯一特权。书会治愈你，那一个个伟大的头脑，那历代先贤，就犹如璀璨群星照临，又像给你回血的水晶。你翻开杜甫，读《北征》，读《春望》，读《潼关吏》，读《洗兵马》，读到王安石在杜甫像前说的：“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你也忍不住掩书流泪，涕泗横流。

然后你拿起笔，又要写点什么字，可是想起对面那浑浑噩噩的同胞，觉得无法落纸。你不知道该如何地小心翼翼走夹缝，才能不触碰到这些大众们易碎的玻璃心；不知道该如何地“温和”，该如何地不“阴阳怪气”，该如何地面面俱到，才能不伤及这些大众敏感的神经和自尊，才能不激起这为数广大之人的讳疾忌医的习气，才能让他们明白你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健康、富庶，希望他们顺遂、平安，希望他们健旺、自强。

所以你放下笔彷徨，彷徨。三十六岁，写信都不晓得该写给谁了。儿时不懂鲁迅，后来长大了，涌上心头的经常是他鲁大爷的诗。彷徨，就像他说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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