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奇观都找不到的怪事 记我的右派“劳教”(图)

“留场就业”让“右派”们从一个陷坑爬起来，又跌入另一个更深更大的苦海里。（网络图片）

按：一场恶梦醒来仍然心有余悸、惊魂难定！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

人人都有作梦的经历，人人都会有梦醒的感受。如果是好梦醒来，你也许会感到遗憾、惆怅；如果是恶梦醒来，你大概会暗自庆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上个世纪1957年以后的二十三年里，我做了一个难醒的长长的恶梦，直到梦醒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心有余悸、惊魂难定，不堪回首。

不达“指标” 我成了“补课”中的右派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财政，都可以下达“指标”，努力争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下达“指标”。要在你这个单位或系统中，揪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就是“今古奇观”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归怪事，事情还非得照办不可，还美其名曰“补课”。

我当时正在宜宾卫生院担任医生，而我们宜宾市卫生系统中百分之五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怎么办？好办得很，借用电影《抓壮丁》中王保长的一句话，就是“给老子抓啊！”

于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宜宾卫生系统的领导们，便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宜宾市现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里，开会学习，动员我们“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由于此时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么“章罗联盟”、“党天下谬论”早已在报上大批特批，“伟大”的“阳谋”已经大白于天下了，所以会上冷冷清清没人敢说话，即使领导们反指使几个积极份子带头发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显。然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祸，最终我还是在劫难逃，浩劫更难逃，我（陈培万）和胡继民、程志远、顾云鹏、卫竹仁等人一齐“抓”了出来，他们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务，我们却坠入了万丈深渊！

恶梦开始：第一站珙兴农场

我们几个人当时的“罪名”大得有点吓人，是“章罗联盟”的“吹鼓手”，遗憾的是章伯钧、罗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见过他们一面，哪里知道远在四川的宜宾会有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强将”呢？

然而，高压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连忙写了“认罪书”企求“完大处理”，我则是“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当然后果就更加严重，被划为“极右份子”发配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这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国，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怎么个“先进”法呢？第一他说劳教只是一种行政处分，就像警告、记过、开除一样，是某行政部门给你的一种处分，问题是这个“某”行政部门、权力大过天，他一句话、一张纸，就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司法程序，不经任何检察起诉、审判（当然更无辩护）一步到位就把你送进了没有监狱名称的监狱——劳教队。

就这样，1958年4月，我被送到一个叫珙兴农场的劳教队，此处地处高山距底洞镇40华里，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十八华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实的穷山恶水。

珙兴农场从建立到撤走，犯人们在这荒山上共开恳了大约四百亩土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气候以及贫瘠的土地条件，每年只能种植一委农作物，玉米、红苕、洋芋，产量也很低，连自给自足的囚粮都办不够。成为地区公安处的一个“包袱”。而劳教人员除少数农村里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无供应外，大多数来自机关、居民，随户口办理了粮食供应证，可以从粮站去粮站购买。所以“囚粮”就不成困难了。

这个珙兴农场，虽然搞了几年，由于山高、路难行，所有监舍、以及干部们的办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木、竹子及芽茧修建的，确是无片砖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劳教分子到来后，为防意外，50多个女劳教分二个大组，住在与干部办公宿舍，相连的工棚里。由一个班的公安战士相隔其间，通过一块大地坝（平时作为集合或开大会使用）下面两排竹木结构的工棚，住着70多个男劳教分子。

劳教分子上山后虽在平坝地区春播季节已过，但山上还是寒意未尽。干部们监督着“分子”。从早到黑开始“集肥”劳动，准备春播到来。直到黄历的五月，才开始种玉米、种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的劳动成果是：玉米大如鸡蛋，洋芋则似蚕豆。10月后开始绵绵细雨，接着雪花飘飘。当然，政府不会白养着120多个分子白吃。于是上面又决定交过120多个劳教分子调到高县双河镇的石灰厂去“改造”。由于那时水泥还是稀有东西，民用或建筑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产和销售都不成困难。

第二站：中川铁厂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难当之时，一天午后，地区公安处那辆“戛斯”车，摇摇晃晃的从双河镇那条小公路上开到了石灰厂的大坝里，从车上下来两个便衣干部，还有4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劳改、劳教单位惯例，与其条件反射，要么是逮捕人，要么是调动人。晚饭后，全部劳教人员集合在大坝里，先由肖质良干事讲话，并同时指导另一位便衣干部介绍后，这是乐山中川铁厂的赵（艮山）干事，按监狱中的规定，犯人称干部为“队长”，劳教人员称干部为“干事”。下面就由赵干事给大家作“报告”。这位赵干事，30多岁，胖胖的，一口乐山话。他说，乐山中川铁厂，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属于劳教单位，是你们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后“你解除了劳教，就可以成为一名钢铁工人……。哪些人去，经所领导研究后并报公安处领导批准，下面，由肖干事宣布名单。”总共30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我亦在其中。凡点到名的，都是那未来的钢铁工人的思想而兴奋，那没有点名的则处于沮丧。悲哀的情绪。为防意外，所以进出路口，由武装战士站岗把守。

第二天早饭后，肖、赵两位干事，手里拿着花名册，凡点到名的，带好自己简单行李上车依次坐好，中间一排，车厢两边各一排，每排10人，干事坐进驾驶室，车厢四角，各站一名横挎冲锋枪的武装公安战士。于是“戛斯”车又摇摇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点钟后，才在荣县境内公路边的山镇上停下车吃午饭。“劳教”们吃饭时，肖、赵干事，在食堂外把守着，而且食堂里的服务员，在端饭、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诧异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饭，又负着看守工作，肖、赵二人才进去吃饭。历时两小时，大家又上车，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车又开始摇晃着上路。经井研、乐山，汽车才在沙湾镇大桥头停下来，分子们下车后，等候在那里的各车间（中队）干部，从肖、赵二人手中接过名单和牛皮纸口袋（档案）点名后将人带走。我是医生，由医院来的胡干事（后来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医院的干部）将我带到公路边的一座平房里，这就是中川医院的辩论部，并指着一位20多岁年轻人说，这是“你们医生组的召集人”，所谓的“召集人”，真实是同类分子的称谓，你们住宿、工作，由他给你安排。于是那个“召集人”叫我带上行李随他到一间农民遗弃的草房里，指着一排大铺的里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个角落里。随后到伙房去吃晚饭。

第二天早饭后，那个胡干事对我说，今后你就和“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劳动。在部队时，我已经熟悉这类工作，但初来乍到，又是另一种环境，只得听从政府安排。跟随“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个查房日志之类的记录，对病人如何处置，由“召集人”处理。

所谓的病房，实则不如乞丐们的住所，在沿坎一张方掉，是供医护人员办公用，病房里是通铺，病人像沙丁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这些病人，都是劳改、劳教人员，也不分科室隔离。如果说这些病人是住院治疗疾病，倒不如说是暂时停止繁重劳动时的休息场所。

这个中川铁厂职工医院，除院长、书记、管教以及那胡干事是属干部，其他的医生都是劳教人员，他们有重庆医专、贵阳医学院等在校学生，而被划为右派送劳教的。

这座乐山中的铁厂，离沙湾镇大约2公里，是那疯狂年代的产物。追忆它历史，实在令人喷饭。在钢铁大跃进的年代，为了超英赶美，钢铁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真是神州大地无处不冒烟。沙湾桥头的中川纸厂是一座劳改工厂。各行各业都要大办钢铁，劳改单位也不例外。于是发昏发烧的管教们，在纸厂（监狱）里用沙石砌成了土高炉，从三山采来品位很低的硫铁矿，从沫江煤矿运来焦炭，利用厂里的设备电动鼓风机，开始了大办钢铁，但是两天后那种“铁水奔流，钢花四溅”的动人景观总不出现。人们常说，劳改队里不出人才，于是有犯人建议，将那些废旧的铁钢废料投入炉中，奇迹终于出现了，那铁水池中满满的一池铁水，于是做双“喜”沙盘，产出铁水，公然取了24公斤的优越成绩，一辆汽车上挂满彩旗、锣鼓喧哗，热热闹闹送到乐山钢办，地区公安处报喜。受到上面的嘉奖，从而政法系统为了成为乐山的先进，利用三嵬山上的铁矿，沫江煤矿的集炭，罗一溪的碱石（石灰石）原料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统、人力资源（劳教、劳改）更是不缺，所以决定建立中川铁厂。

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始终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铁厂厂部是在公路边的一座工字形由砖木结构小青瓦的平房。大门口挂着一坎白底黑字的“乐山地方国营中川钢铁厂”大木吊牌。工字东边那一排便是厂部办公室，沿正中走道两侧，便是财务科、生产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办公室字西边那一排的大门口却钉着一次“管理教育科”牌子，办公室内又有两次白底黑字的吊牌，一次是“四川省劳动改造一支队三大队部。另一次是：四川省劳动教养三支队一大队部。这就是一个工厂三次吊牌的由来。

那时的中国言必称“阶级”，所谓“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叫得震天响，什么事都来个“亲不亲，阶级分”，但是这阶级分最后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中川铁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活标本”。

在中川铁厂里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厕所“敌我”二边分。人分五等是指干部、工人、就业员、劳教囚犯、在押犯人。干部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权，其次是工人，他们是大跃进中铁厂叫来的农民，虽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阶级，但是这种单位一无权二无势，只能干部领工资。第三等人是“就业员”，是劳教期满后，当局不放心，这些人回到社会上去会“兴风作风”，于是来个“强迫留队”，美其名曰“就业”，这个“就业”并非失业后找到了工作那种可喜之事，而是被强迫扣留在劳教场所，继续强迫“改造思想”强迫劳动，也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无限期的进行“劳教”，第四种人就是我们这些右派劳教，第五种是在押犯人。

千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饭也得“食具三色”：干部工人一个食堂，伙食在当时是最好的，经常有荤有肉菜蔬新鲜。就业员、劳教分子一个食堂，优差多了，数量少、质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怜了，连肚子也休想填饱，大概由于“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区别，干部工人一个厕所，就业员、劳教、犯人一个厕所，厕所也得划清界限，分清“敌我”，无论“内急”到何种程度，“敌人”绝不敢进“我”方厕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敌”厕，也免丧失立场，丧失尊严的身份。

（未完待续）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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