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感的逆袭(组图)
“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不是任何一国，而是民主。（图：台湾自由广场/pixabay）
【看中国2019年11月17日讯】“亡国感”，目前为止我们对它所知不多。它起于PTT，如果去查Google Trend，会发现“亡国感”首次在搜索引擎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这一周。三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大事，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进中联办。这个人在一片红色疑虑之中赢得选举，当选之夜即高调宣布支持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什么呢？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之后，已无疑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紧紧缝合，要把台湾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韩国瑜上任未及三月，立即出访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地；并且走进了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指挥中心。他事前没有向陆委会报备，事后拒绝透露与中联办的联系经过与会商内容。就在这一串新闻事件里，“亡国感”出现了。
流行语大抵如此：一听就懂，心领神会，拿来就用；很快的，大家都琅琅上口了。在这个喜欢玩弄同音异字、以讹传讹的大游戏年代，“亡国感”又异变为更加俏皮的“芒果干”。这样的“亡国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定于一尊的标准定义，而反映了一种集体情绪。
潜规则：我们要看对岸的脸色
二〇一九年初当我决定开设“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这门课时，驱动的力量也来自一种当时还无以名之的焦虑。这原不是我的守备范围，但我感觉到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生活，已经面临毁坏的危机。对政治略有参与的公民应当早已习惯，民主经常是警铃大作的。可是，中国的攻势从“九二共识”到“一国两制”，已经又逼近了一步，半岛电视台卧底采访所揭露的中国渗透手法与深入程度，更是触目惊心。我不禁自问，这是不是台湾民主的最后一个警讯？
第一堂课，我放导演郑有杰二〇一一年的短片，《潜规则》。一组人准备拍电影，外景选在一个学校操场的司令台。但是导演看起来又愁又怒，原来司令台的背景是好大一面国旗。美术说，“我避不掉。”导演说，“到时候片子卖不进去怎么办？”最后，最资浅的工作人员拿来铁撬，大家合力将那块国旗背板撬下，在国旗歌声中，工作人员欢喜大喊：“要——倒——了——！”
当那个国家象征轰然倒下，只见导演两眼发直，面部肌肉不自主抽搐，好像快要中风。背板后的墙面久未经日照，显得有点苍白。那里画着一面巨幅秋海棠，上面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问：“‘潜规则’到底是什么？明白地用语言把它说出来。”毫不扭捏的，第一个答案就直指核心：“我们要看对岸脸色。”
对。就这么简单。
“潜规则是谁订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糊了，有人说是自愿的，有人说是历史与市场造成的，有人说也可以不要遵守啊。其实这注定是一个模糊的回答，因为根本就没人知道谁制订的。
我再问：“潜规则与法律或政策有何不同？”
“法律的话，感觉遵守法律跟制订法律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可是潜规则感觉是下对上的，要一直去猜测那个规则，想要讨好在上位的人。”一个学生说，法律非遵守不可，潜规则却有选择的空间。另一个说：法律写在那里，可以去钻它的漏洞，但是潜规则却逃不开，因为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第三个人自动出面整合了双方的论点：“法律之所以能钻漏洞，是因为它很明确地写在那里，边界很清楚，所以知道从哪里钻过去。潜规则逃不开，是因为它很模糊，也没人把它讲清楚，所以就算一个人选择要服从潜规则，也可能逃不开。”我说：“对啊，就像小熊维尼，他本来是个卡通人物，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变敏感了。”
如此讨论一轮，潜规则渐渐现形：它不经民主程序、冤无头债无主，因此无法修正、无法讨价还价，却有着货真价实的影响力。短片里说得很明白，不避掉国旗的话，电影就进不了中国市场。电影这么烧钱的产业，要不顾虑市场，实在挺难的。拍了背景有国旗的戏并不会被抓去关，但是会血本无归，这使他们决定趋吉避凶，遵守潜规则。
这部短片，距今八年。那时候，“不能出现国旗”还是低调、委婉、台面下的原则，业界人士知道，但心照不宣。近年的潜规则已经不再低调了，要周子瑜、戴立忍公开道歉，都是刻意张扬的霸凌，目的是杀一儆百，唯恐你不知道！潜规则就是对于中华民国的各种政治象征全面猎杀，是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审查。
如果你参与某个活动，被警察抓走，然后从高处坠落，或者从海里浮起，但一律以“无他杀嫌疑”迅速结案；我们知道这是政治。这里面有国家动用的公权力，有压迫者、有受害者。潜规则看起来却不是这样，它看起像“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你自己愿意的”；“不爽不要做啊，不爽不要来啊！”潜规则用的是经济手段，国家公权力仅隐身其后，让事情看起来不是“压迫者欺负受害者”，而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掩护其政治本质。
《潜规则》为“中国因素”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所谓“中国因素”就是：台湾的许多事情，是被中国“决定”的。其“决定”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政治影响，也可能是用经济。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事情，不是应该用民主的方式决定吗？
“亡国感”这个集体情绪，它的核心就是这一句提问。台湾的事情，为什么不是用民主的方式决定？为什么是由一个我们从未授权也无法影响的政权来决定？那民主算什么？我们算什么？
什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民主食材
我在“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的课堂用了一款简易游戏“Democracy Cake”，由挪威的人权组织RAFTO（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设计研发、中原大学徐伟群教授引进，他很有创意地将这游戏译为“民主鸡蛋糕”。每一组发一个蛋糕盘，然后提供二十几种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论自由”、“资讯公开透明”、“多元媒体”、“司法机关”、“立法机关”、“自由公平的选举”、“公民投票”、“反歧视的法律”、“社会福利”、“正当程序”、“宗教与信仰自由”、“隐私权”等等。学生的任务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建立自己的“民主鸡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来都像好东西，但是蛋糕盘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协商与争辩自不可少，但他们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一位学生写道：“在选择良心食材时不论哪一项都非常难以取舍，突然有个念头觉得我们过得其实很幸福，这些食材其实围绕着我们四周，或许台湾民主仍然有其进步、改善空间，但大抵来说我们过的很自由，自由到这些食材像是理所当然就该存在的，像是天赋的，舍弃哪一块都怪別扭的。”
另一位学生说：“这些良心食材，每一个现在看起来都好简单，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可是真要选六个来坚守，又尤其一想到我们很有可能将在之后失去这些权利，就更要选得战战兢兢。”
真的战战兢兢，我看着他们把一片片蛋糕放上盘子，又拿下来。“每一个食材在被丢弃的同时，总是会有人提出在台湾过往经验中遇到缺乏此食材的恐怖情况，最后食材又会被顺利救回。其实我很庆幸大家对于台湾历史的认识较深，让讨论变得更加有意义，但也觉得很困扰，因为这样每个食材都变得非常重要，就无法选出最重要的六个食材。”综合讨论时，有一组幽幽地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三层的蛋糕！”
这是在桌游与手游中长大的世代，在高分辨率影像中长大的世代。一款珍珠板贴上彩色纸的阳春游戏，却让他们认真到产生选择障碍，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之后可能会失去”。
可以想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言论自由”、“自由与公平的选举”等等，是很受欢迎的食材。但有一组出人意表地选了“社会福利”。据说那是蛋糕盘上的最后一个空位，一位组员念出“社会福利”卡片背面的定义：“政府应促成全面的支持系统，以确保人民能拥有健康、接受教育、经济稳定”，真诚地看着大家说：“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初衷。我认为有社会福利，才会成为一个有爱的国家。”那想必是庄严的一刻，全组的人都感动了。一位组员写道：“原本还在争论效益或结构的组员都同时安静下来，神情从冷静理性转为温柔，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将社福列入食材。”另一位组员潇洒地总结：“社会福利是讨论后决定释出的立场，即便在层级上是较后期的目标。但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建立民主鸡蛋糕只是第一阶段。游戏卡里也有几十个对民主的攻击，我称为“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监控”、“言论审查”、“选举诈欺”、“歧视”等等。第二阶段的玩法是请同学运用他的民主鸡蛋糕里的六个成分，来抵挡这些“黑心食材”。这个民主游戏来自北欧，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处，因此我根据台湾处境的特殊性，另外加了三个台湾版的“黑心食材”：“以商逼政”、“资讯战”与“非官方谈判缔约”。太过切身了，同学说看到这三项，“脑袋抽痛了一下”。
面对攻击，无力与挫折全部都跑出来了。“讯息战、以商逼政、非官方缔约一出现，瞬间就击溃我们所有的良心食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们别无他法，而且还远不及打压这些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黑心食材，玩到最后大家都想放弃民主了。有一组说‘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对付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冲击，确实这些大家这么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恶势力’不断逼近，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守民主？常常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也会这么质疑。”
“我们拿着良心食材想要拼凑出防御姿态，但却发现这该怎么挡？怎么挡都有漏洞……我们拿着良心食材去对抗这些邪恶，突然感觉像是天安门事件那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挡坦克’。”
有一位同学想起了我在课堂上放的纪录片，李惠仁导演的《苹果的滋味》。“记得那时看完中嘉并购案的片段后感受到的是一股很重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获得了资讯却无能为力，在面对这三个中国因素的问题时我也感受到了一样的无力。我开始回想纪录片里的中嘉并购案，当时有一群人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并没有受到大媒体的关注，但那股力量是由人民的愤怒而起的，而那也正是我们最能够直接参与的，也就是集会自由。”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并加进来之后，好像还是远不及抵御黑心食材的进攻，真的令人非常绝望。可是，其实上这堂课的同学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办法，那就大家一起想，总会有办法……虽然亡国感并没有减少一丝，但是对于自己所捍卫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知道我想说话、想当好国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拥有人权，所以即使我坚信的民主力量远小于独裁，我们还是得团结一致对抗。”
向内挤压的委屈中蓄积着向外爆发的能量
这是我对于“亡国感”的体察。在他们脸上，我读到对民主的珍惜：每一块“蛋糕”都不想放弃，因为认识到每一块都重要。我读到对于民主的深刻思考：我请他们说说各组的鸡蛋糕成分有何异同，其中一组解释，他们没有选“社会福利”、“隐私权”、“受教权”，因为“我们盼望良善的立法、司法体制，和言论自由能带给公民的民主素养，自然会发展出这些项目”。在有限的蛋糕盘里，他们没有选择某一些，是因为那些可以从更为基本的元素推导而得；这些食材在他们眼中不是独立存在的原料而已，他们已经想到了彼此之间的连动关系。他们对民主的认识，不只是知道氯是什么、钠是什么，而且知道氯加上钠会变成一种让食物好吃的调味料，如果将氢、氧和钠加在一起，则可以用来做肥皂或通水管。
我也读到担忧、挫折、无力、绝望……与不甘愿。还不愿意投降或放弃的那种不甘愿。这些情绪看似矛盾：担忧、挫折、无力、绝望都是坐以待毙，不甘愿却是起身反抗。但如同前述两段引文所示，这相反方向的两种情绪，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段表述。“亡国感”似乎不是一个单一向度的感受，它不仅是字面上看起来的被动、放弃、不作为而已；在向内挤压的委屈之中，向外爆发的愤怒在蓄积。作用力产生反作用力，“亡国感”的内里，有一个想要“逆袭”的驱力。
亡国感真正悼亡的对象为何
值得追问的是，“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为何？有人说，醒醒吧，你没有国家，哪来亡国感？这是所谓台独。有人说，容纳我们民主生活的，是中华民国台湾，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就是我的国家。这是所谓华独。“亡国感”是哪一种？
在同学的作业里，“国”的问题鲜少被提起。两千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世代，成长于全球化的年代，国界已不似先前那样铜墙铁壁，他们对国族的情感与看法，恐怕很难用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来划分。有的人幼年在中国长大，因为父母是台商，中国和台湾都是他的故乡。有的人曾经在中国就学，有的人固定往返中国，因为父母之一是中国人。有的人拥有台湾以外的其他国籍。有的人是新移民之子。有的人认真在评估，毕业后要不要去中国找工作。一位同学表达得很好：“对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国’是一个太难解的概念。台湾史独立成册了，但我们的国名里没有这两个字。”他们拒绝中国因素，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敌意，也不是因为对中国欠缺了解，而是因为台湾有民主，中国没有，他们从自己的经验知道，台湾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国族主义最需警戒的，不外乎两点，其一是身分的排他性，其二是它经常召唤个体为国家牺牲。“亡国感”虽然有这个“国”字，却很难被界定为一种国族主义的情感动员，因为“亡国感”的话题总是环绕着“民主”这个概念，而非“国族”；有亡国感的人总说着民主机制的毁坏，以及如何可以重建、强化。他们并不想像一个围墙高耸的国族共同体，要入会得经过严格的血统审查——他们自己原不是血统纯正的人。民主的原则是尽可能让大家都享有公民权利（inclusive citizenship），而非排除他人；民主的政府采取三权分立，从人民的立场来避免国家侵犯基本人权。“亡国感”是朝向民主前去的，而国族主义（的最糟形式），在它的反方向。
有解严前生活经验的人，应该都还记得那种“亡国感”：“今日不做自由的斗士，明日就成海上的难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退一步即无死所”；那些国庆阅兵、晚会、排字、大会操、军歌比赛，讲究“数大便是美”、“整齐画一”、“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些“万众一心”、“我爱中华”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是的，那些活动就是国族主义（的最糟形式），要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要你为自己做为一个小螺丝钉而感动，要你团结，要你爱国，要你支持政府。那种亡国感绝对不容许你谈多党政治、民主制衡、基本人权；甚至你只是要求国会全面改选，他都说这样会亡国。是的，那种亡国感就是卖弄国族主义的威权统治手法。
今日的“亡国感”是那种手法的反方向。君不见，“亡国感很重”的年轻人总是好想突破同温层，好想跟长辈沟通，为了自己在乎的议题狂写脸书，去捷运站之类的热闹地方当小蜜蜂，收集连署，制作短片丢上网，用无穷无尽的公民参与去实践民主。
“亡国感”的“悼亡”对象，不是任何一国，而是民主。“亡国感”只是一个现成的词语，方便沟通。他总不能说：“啊，我最近‘亡民主感’好重！”这样谁听得懂？说“亡国感”，虽不精确，却一听就懂。遂成流行。
“亡国感”甚至不是一种悼亡。不是一种现在式或者过去式的哀叹：“我们已经亡国了，好惨啊！”而是未来式，一种警世明言：“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民主会完蛋的！所以我们现在——”。“亡国感”不是句点，而是起手势，重点总在于，为了不要让现在还享有的可爱的自由消失，我们现在赶快来做点什么？
这是艺术大学里的一堂通识课，学生的主修是电影、戏剧、动画、美术、音乐、传统音乐、剧场设计、新媒体艺术，他们本来不是对政治特别有兴趣的人。但是，对民主的珍惜与体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变得巨大而急切，因为他们感到，“以后可能会失去”。所谓“这个历史时刻”，就是中国积极向外输出专制影响力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因素渗入台湾骨髓的时刻。
亡国感是真实的集体情绪，这件事情在选举中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状态。（上报/摄影：蒋银珊）
有人担心，亡国感是政治操作，或者将在总统大选中成为政治操作的议题。其实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极为简单，就是民众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大声说出来，而候选人想办法说服民众：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投给我别担心。亡国感是真实的集体情绪，源自民主于近年因中国因素持续恶化的事实；这件事情在选举中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状态。所有重要议题，都应该是选举的影响因素啊。谁积极反对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反对和平协议，谁就会获得“亡国感”一族的青睐。背离民心者在选举中落败，本是选举制度的设计初心。
“有钱就有自由”，只有在民主国家才会是天理
课堂上也有另一种意见，是不打算捍卫民主的。有一位同学写道：“我认为台湾的两党恶斗，不太会像是民主的在进步，而是在滥用，那要民主有什么用？我个人会觉得专制体制会更让我们的经济往上升起，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那我在想的是保持着民主有什么用呢？我个人会觉得有了面包才能够谈这些之后的生活限制，那你有钱了不喜欢极权专制，那移民就好了啊！何必因为为了保持民主，而让我们全国人民都快饿死，那维持民主功效在哪？”
他的意思是先拚经济，有钱了就有自由，因为有钱就可以移民，可以任意选择要当哪一国人。这推论里有几个关乎事实的环节，值得拆解检视。其一是他认为只有专制才能拚经济，民主不能；其二是他认为台湾的经济现况是大家都快要饿死；其三是他认为专制并不危及人民移民的自由。这也就是常见的“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他很礼貌地写说希望听听老师的看法，所以我在课堂上仔细提出事实的说明，不过，那堂课他并没有出席，此后也没有再见到他。
这位同学理所当然地觉得“有钱了就有自由”，好像那是天理。那恰好是因为他在民主的制度里长大，习惯了这种民主框架里的资本逻辑。在专制国家，那才不是天理。专制国家的人都知道，自由是国家的恩赐特许，而不是权利。他可能不知道，他恰好选择了一个他最不能接受的制度。小鱼也觉得用鳃呼吸是天理，你既是一条小鱼，为什么要跳上岸来呢？
世界原不存在一个写定的未来
以上是我从“台湾前途与中国因素”的课堂上，捕捉到的“亡国感”的面貌：在中国因素影响下，因为感受到可能会失去民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既无力又亟欲奋力一搏的集体情绪；“亡国感”本身就蕴含了“逆袭”的能量。
这门课到六月时接近尾声，那却是香港抗议“逃犯条例”的开端。我清楚记得当时，各界一致认为“逃犯条例”一定会过，包括上街抗争的人。大家平心静气地“知道”香港立法会的生态就是那样，平心静气地“知道”不可能赢；香港人上街只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们课程结束放暑假了，香港人却在街头上一天一天地创造奇迹，那么多的人从各处冒出来，终于挡下了不可能挡下的，令历史为他们转弯。如钟耀华所写：“历史从来都是在创造不确定性，稍稍挪移其弹道。香港的反抗走到此刻，中共未赢我们未输，是大家的努力。”
人们六月的时候不能预测香港，现在又何能以失败主义论定台湾？世界原不存在一个已经写定了的未来。台湾的前途仍然在于，珍惜民主的人们能够发挥多少能量，对中国因素的作用力展开逆袭。民主自由是台湾的理想，我们的百年追求；而理想，是不必害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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