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直击欧洲黑死病(组图)
油画《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1630年。（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致病是因为鼠疫杆菌，死亡率极高，目前为止死亡总数高达2亿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历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六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二千五百万人。但由于缺乏详细资料确认，一般不能确认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发生于十四世纪，仅欧洲就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到1665年，这场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几近疯狂。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牛顿，还因此从英国剑桥大学辍学一阵子。
据说最初黑死病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约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受伤害。根据今天的估算，当时在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这次作为鼠疫爆发的首次记录。
第三次发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死亡一千二百万人。
传说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而当时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亿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万。
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关于这些疾病的异同仍有争议，但是其致命型态似乎于18世纪消失于欧洲。
黑死病对于欧洲的历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痳疯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十日谈（Decameron），桑德罗．波提切利绘于1487年。（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4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刚开始被当时的作家称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发之后，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认为这个名称是取自其中一个显著的症状，称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而黑色实际上也象征忧郁、哀伤与恐惧。
黑死病的病原体现在可能已经灭绝。
现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种鼠疫，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无法预防。
最大规模的一场黑死病，应该是14世纪初期。
1348年，一场鼠疫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史。这个时候是中国的元朝末年。
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疫病皆有传染源，黑死病的源头是老鼠及其携带的跳蚤。当时传说：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蒙古人居于中国北方，从成吉思汗起向西扩张，横扫中亚和欧洲。
鼠疫于1331年开始肆虐中国。时值中国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统治的顶点，元朝遂于1368年灭亡于明朝。其实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对较低。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几百年内从未接触过鼠疫，一旦爆发，自然死亡惊人。
1345年，占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进攻黑海之滨一个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东罗马帝国称臣。面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加法人坚壁清野，闭城不战。蒙古人围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军中蔓延。蒙古人知道这种瘟疫会传染，于是用抛石机将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这可谓全世界最早的细菌战。加法人不了解这种瘟疫，对抛进来的尸体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尸体腐烂后，恐怖的瘟疫便随之爆发。现在看来，是腐烂的尸体释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气，毒化了水源，导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开城门，纷纷仓皇逃窜。而城外的蒙古大军也没有高兴多久。入城几天后，他们同样放弃加法仓皇逃走，因为鼠疫也没有放过他们，蒙古人也大量死于黑死病。
劫后余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加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却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当时欧洲城市的卫生极差，大街上四溢着脏水和粪便，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欧洲人把瘟疫的爆发迁怒于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
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当时，欧洲教会不知道老鼠是传染源，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猫几乎濒临灭绝。加上瘟疫爆发后，人们认为猫有可能是传播瘟疫的载体，更是大肆捕杀。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时欧洲的医学也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实行放血疗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剂、催吐剂，仍不奏效，就用火烧灼淋巴肿块。
这都是西方医学鼻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方法，不过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疗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肤上，或者用尿洗澡。这些疗法自然也无效。于是人们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要赎罪，一些人手执带着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边被打一边哼唱着“我有罪”。
这场黑死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古代欧洲人对于这次黑死病的恐惧，胜过对战争的恐惧。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别墅中。为消耗时间，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书名由此而来。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像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著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说，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最后意大利人（其实当时还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内的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米兰避免了瘟疫。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一个名叫希利亚克的医生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而在此之前解剖尸体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必须坐牢甚至处死。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西方医学逐渐认识了人体生理，进而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
欧洲人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卫生习惯。在此之前，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终年不洗一次澡，为遮掩体味，法国人才发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鼠疫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都会在欧洲重现，但再也没有造成像第一次爆发时那样惨烈的疫情，这应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如今鼠疫仅在非洲贫穷落后地区偶尔发生。
欧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极其短缺。瘟疫氾滥地区，无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处乱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为工人和农民数量奇缺，农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价格都急剧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英国国王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该死的英格兰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黑死病也传到了苏格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鼠疫造成的劳动力奇缺，导致底层民众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欧洲封建贵族由此开始逐步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直至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一场传染病，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而英国的鼠疫更有戏剧性，1666年9月10日，伦敦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发生火灾。当时伦敦非常干燥，加上伦敦以木质建筑为主，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城市，连烧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扑灭，造成4/5市区被毁，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间民房。奇特的是，此后人类百战不胜的鼠疫竟然彻底从英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