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特务头子康生出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党代会。（图片来源：wikipedia）
曹轶欧之所以知名，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康生的老婆，而是因为她与康生同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杀手、迫害狂。在某些事情上，她甚至比康生更为奸邪和歹毒。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她就大显身手，丧心病狂。她与康生的整人之法有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刑讯逼供等。许多人在她的手中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
为人专横跋扈 死前已遭报应
曹轶欧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林祥当过她的秘书。有一回，党委开会，曹没有来。林祥会后给她打了个电话：“曹大姐，您以后有事告诉我一声，我好替您请个假。”不料，曹勃然大怒：“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来管我？！”从此，林祥就一直挨整。
衡启先是个老红军。有一回，衡和另外几个人准备去看看曹轶欧。因为是中午时间，衡怕打扰了曹午睡，便在曹的窗户外面翘脚看了一眼，想看看曹是不是在睡觉，不料正好被曹看到。从此，衡一直被诬为特务，企图谋害她。
害人者必遭报应，曹轶欧曾患过一种特殊的病症，这种特殊病症与疯狂年代和极左政治有特殊关系。到了文革后，这种病更加严重。康生死后，她从北京的小石胡同搬进了木樨地22号楼，这座楼是给部长级干部盖的，王光美等许多曾被康生、曹轶欧迫害过的老干部都曾住过这里。曹轶欧住进这座楼后，时时感到犹如生活在囚室中。人们的咒骂使她终日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一天傍晚，她孙女一进屋，她就“噗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孙女哭喊道：“现在有人要向我报仇，要谋害我，快搭救我吧，不然我活不成了！”孙女并不惊慌，近几年来，曹轶欧疯疯癫癫的，语无伦次，说些出格的话，做些越轨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九九一年，她在紧张、忧虑和恐惧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公道。当年惨死在那的有吴晗那样的高干，也有像孙维世那样的文艺界人士。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
所以，咱们为人做事须考虑后果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啊！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