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掰理——漏洞百出的“中国模式”(图)


“中国模式”无法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正义模式。(图片来源:VOA)

【看中国2019年10月24日讯】中国的麻烦是必须(或曰“只能”)与中共讲理,而中共使用的却是与普世价值悖反的赤色逻辑(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资本万恶、共产主义……),与全球民主国家“频道”不一、轨辙错歧,与中共讲理实在太累。但无论于公于私,我们必须与中共掰理。于公,中国不能再运行于马列歪辙,必须送客马列、毛尸出堂;一则造成偌大赤祸的赤说、一个给国家带来偌大赤难的罪酋,当然不能再受供奉。于私,国家利益既连着14亿国人的身家利益,也关涉我们的子孙后代。

马列主义、国际共运,本就是原点错误的现代逆流,实践已证其伪,剩下的只是如何完成“最后一哆嗦”。很简单,中国大陆的“四大不自由”(禁言、限教、制恐、匮乏),能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正义模式吗?中国模式能长存吗?14亿国人能长期忍受四大不自由吗?

一、海外异声的价值

中共看起来很强大,海外民运似乎微如星火,但中南海对海外民运还是很在乎,尤其很关注海外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南海很清楚海外异议士林乃中国民运智库,不仅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提供最最重要的“合法性”(合理性)、且即时输送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反共资讯、实时监测中南海的一举一动,准确解析红墙内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断剥撕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向欧美传递有关中国的精确信息。用中共的话来说:这些反动分子躲在帝国主义裤裆下“煽阴风点鬼火”。

与红色革命一样,反共也始于知识分子。事实上,中共一开国,士林立溅异声,所以各赤国均不约而同镇压异议士林。很简单,赤共允诺的红色天堂怎么成了黑色地狱?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选票只有饥饿,文字狱、大饥荒、黑文革、血“六四”、终身制,红色共运的合法性呢?中共很清楚无法与天下人讲理,只能讲暴力。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

习共标举的“中国模式”——一党专政也能推助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只能”依靠压制式专政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政治环境,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括号的“只能”。2001年“入世”后,大陆经济发展较快,中共底气渐粗,感觉有了以经济挺政治的王牌,企图使欧美及海外民运承认“中国模式”的相对合法性。当然,中共所有“外宣”都围绕主轴:专政维稳,暴力专权,对各路异声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

偌大赤难赤祸,习近平为一党私利悬出“七不讲”,海外民运当然针尖对麦芒——“七要讲”!明明共产主义公有制失败,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获得经济发展,中共指鹿为马,硬将市场经济挂上“社会主义”招牌,竭力掩盖国际共运失败的事实,硬为赤旗挺台,还要绑架全国士林与她一起忽悠百姓,至今高筑网络防火墙(将国人继续关在信息封闭的“铁屋”),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跟着中共闭上眼睛说瞎话吗?拧赤难为训诫、执正义为力量,难道不是知识分子必须执持的价值原则吗?

三、中共最大的麻烦

中共最大的麻烦: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共只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绩效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用资本主义的牛头去对接社会主义的马嘴。

推行共产共富的中共,现今贫富差异超过美国。19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每年递增0.01。专家惊呼:“我国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比美国(0.434)还要大”。200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人口10%的最富者握有45%全国财富,10%最贫困人口只有1.4%全国,距差33倍。城乡收入差距也从1978年2.36∶1扩至2009年3.33∶1,如算上公共服务,差距4∶1以上。

1999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不足5%的富人占有全国六万亿存款的50%。2001年,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金融资产与存款,而富人所得税却低于总税额10%弱。在广东,高收入人群所得税仅占总额2.33%。个人所得税“逆向调节”,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0年中国GDP增幅10.5%,约¥37万亿,同年财政收入8万亿(GDP占比21.62%)。一般人均GDP达到$3000,财政收入不应超过GDP总量20%。多数国家工资收入约占GDP的60%,中国仅刚刚超出42%。多数国家用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占财政收入50%以上,中国这方面开支仅28.8%。

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百倍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怎么如此严重?连资本主义都不如?搞共产共富的中共,不但没实现革命目标,反而拉大两极分化,反向而行,还有比这更大的历史讽刺么?不过三十年,贫富差距就已超过“罪恶渊薮的美帝国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世界银行一针见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高犯罪与高增长齐飞,贪污共受贿一色,高增长依靠高犯罪支撑。此前中共经济不行,指欧美经济繁荣不等于政治先进,现在稍有经济资本,便倒过来用经济证说自己的政治优越。彻头彻尾的不怕难为情的政治实用主义。

此外,中国模式另一恶果重弊: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吃了子孙饭。

四、中共与中国的关系

“合法性”一直是中共政权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1959~1961年大跃进饥荒,饿死四千余万,马列赤说被实践证伪,毛泽东的政治权威遭到重大质疑,故发动文革以扳倒党内反对派,但他一死,仍由反对派掌权,经1980年代政策开始大拐弯,1990年代恢复私有制(名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见效,大陆经济开始起飞,近年号称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中共以经济发展为凭,为一党专政寻求政治合法性,挂幌“中国模式”。

中共很清楚政权缺乏合法性必须的选票,自称“三个代表”到底说不响。而且对内“不松劲”的暴力压制,前几年用“喝茶”,近几年用监狱迫使异议人士知难而退,中共很清楚只能用刺刀逼迫国人“口服”,不可能“心服”,他们的红色歪理必须依仗暴力护航。所谓“中国模式”(大外宣关键词),就是以经济发展证明一党专政的政治合法性。当然,“中国模式”只是中共的自拉自唱,意识形态拖刀计,以狭窄的民族情绪抵御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

作为即成事实——中共已握国柄,惟一合法性只有一个支点:顺应历史潮流,实现民主转型。当今习共,倒行逆施,恢复终身制、打压维权律师、掐灭《炎黄春秋》、关停共识网,继续毛氏暴力,仍用刺刀说话,迫使国人“不得妄议中央”,高筑网络风火墙以愚民,此为“中国模式”实持肉身。如此这般,当然不可能得到海内外人士接受。至少对笔者本人来说,如果认可并接受这种歪理,何必垂老流亡?

说到底,中共要维护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却要全体国人默认其政治利益。如此私心脏用的逻辑,怎么能够接受?尤其怎么可能被已觉醒的“革命人民”接受?

※作者为大兴安岭知青/复旦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所访问学者(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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