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掰理——漏洞百出的“中国模式”(图)
“中国模式”无法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正义模式。（图片来源：VOA）
【看中国2019年10月24日讯】中国的麻烦是必须（或曰“只能”）与中共讲理，而中共使用的却是与普世价值悖反的赤色逻辑（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资本万恶、共产主义……），与全球民主国家“频道”不一、轨辙错歧，与中共讲理实在太累。但无论于公于私，我们必须与中共掰理。于公，中国不能再运行于马列歪辙，必须送客马列、毛尸出堂；一则造成偌大赤祸的赤说、一个给国家带来偌大赤难的罪酋，当然不能再受供奉。于私，国家利益既连着14亿国人的身家利益，也关涉我们的子孙后代。
马列主义、国际共运，本就是原点错误的现代逆流，实践已证其伪，剩下的只是如何完成“最后一哆嗦”。很简单，中国大陆的“四大不自由”（禁言、限教、制恐、匮乏），能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正义模式吗？中国模式能长存吗？14亿国人能长期忍受四大不自由吗？
一、海外异声的价值
中共看起来很强大，海外民运似乎微如星火，但中南海对海外民运还是很在乎，尤其很关注海外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南海很清楚海外异议士林乃中国民运智库，不仅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提供最最重要的“合法性”（合理性）、且即时输送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反共资讯、实时监测中南海的一举一动，准确解析红墙内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断剥撕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向欧美传递有关中国的精确信息。用中共的话来说：这些反动分子躲在帝国主义裤裆下“煽阴风点鬼火”。
与红色革命一样，反共也始于知识分子。事实上，中共一开国，士林立溅异声，所以各赤国均不约而同镇压异议士林。很简单，赤共允诺的红色天堂怎么成了黑色地狱？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没有选票只有饥饿，文字狱、大饥荒、黑文革、血“六四”、终身制，红色共运的合法性呢？中共很清楚无法与天下人讲理，只能讲暴力。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
习共标举的“中国模式”——一党专政也能推助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只能”依靠压制式专政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政治环境，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括号的“只能”。2001年“入世”后，大陆经济发展较快，中共底气渐粗，感觉有了以经济挺政治的王牌，企图使欧美及海外民运承认“中国模式”的相对合法性。当然，中共所有“外宣”都围绕主轴：专政维稳，暴力专权，对各路异声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
偌大赤难赤祸，习近平为一党私利悬出“七不讲”，海外民运当然针尖对麦芒——“七要讲”！明明共产主义公有制失败，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获得经济发展，中共指鹿为马，硬将市场经济挂上“社会主义”招牌，竭力掩盖国际共运失败的事实，硬为赤旗挺台，还要绑架全国士林与她一起忽悠百姓，至今高筑网络防火墙（将国人继续关在信息封闭的“铁屋”），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跟着中共闭上眼睛说瞎话吗？拧赤难为训诫、执正义为力量，难道不是知识分子必须执持的价值原则吗？
三、中共最大的麻烦
中共最大的麻烦：理论与实践脱节。中共只能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绩效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用资本主义的牛头去对接社会主义的马嘴。
推行共产共富的中共，现今贫富差异超过美国。19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每年递增0.01。专家惊呼：“我国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比美国（0.434）还要大”。200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人口10%的最富者握有45%全国财富，10%最贫困人口只有1.4%全国，距差33倍。城乡收入差距也从1978年2.36∶1扩至2009年3.33∶1，如算上公共服务，差距4∶1以上。
1999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不足5%的富人占有全国六万亿存款的50%。2001年，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金融资产与存款，而富人所得税却低于总税额10%弱。在广东，高收入人群所得税仅占总额2.33%。个人所得税“逆向调节”，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0年中国GDP增幅10.5%，约￥37万亿，同年财政收入8万亿（GDP占比21.62%）。一般人均GDP达到$3000，财政收入不应超过GDP总量20%。多数国家工资收入约占GDP的60%，中国仅刚刚超出42%。多数国家用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占财政收入50%以上，中国这方面开支仅28.8%。
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百倍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怎么如此严重?连资本主义都不如？搞共产共富的中共，不但没实现革命目标，反而拉大两极分化，反向而行，还有比这更大的历史讽刺么？不过三十年，贫富差距就已超过“罪恶渊薮的美帝国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世界银行一针见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高犯罪与高增长齐飞，贪污共受贿一色，高增长依靠高犯罪支撑。此前中共经济不行，指欧美经济繁荣不等于政治先进，现在稍有经济资本，便倒过来用经济证说自己的政治优越。彻头彻尾的不怕难为情的政治实用主义。
此外，中国模式另一恶果重弊：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吃了子孙饭。
四、中共与中国的关系
“合法性”一直是中共政权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1959～1961年大跃进饥荒，饿死四千余万，马列赤说被实践证伪，毛泽东的政治权威遭到重大质疑，故发动文革以扳倒党内反对派，但他一死，仍由反对派掌权，经1980年代政策开始大拐弯，1990年代恢复私有制（名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见效，大陆经济开始起飞，近年号称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中共以经济发展为凭，为一党专政寻求政治合法性，挂幌“中国模式”。
中共很清楚政权缺乏合法性必须的选票，自称“三个代表”到底说不响。而且对内“不松劲”的暴力压制，前几年用“喝茶”，近几年用监狱迫使异议人士知难而退，中共很清楚只能用刺刀逼迫国人“口服”，不可能“心服”，他们的红色歪理必须依仗暴力护航。所谓“中国模式”（大外宣关键词），就是以经济发展证明一党专政的政治合法性。当然，“中国模式”只是中共的自拉自唱，意识形态拖刀计，以狭窄的民族情绪抵御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
作为即成事实——中共已握国柄，惟一合法性只有一个支点：顺应历史潮流，实现民主转型。当今习共，倒行逆施，恢复终身制、打压维权律师、掐灭《炎黄春秋》、关停共识网，继续毛氏暴力，仍用刺刀说话，迫使国人“不得妄议中央”，高筑网络风火墙以愚民，此为“中国模式”实持肉身。如此这般，当然不可能得到海内外人士接受。至少对笔者本人来说，如果认可并接受这种歪理，何必垂老流亡？
说到底，中共要维护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却要全体国人默认其政治利益。如此私心脏用的逻辑，怎么能够接受？尤其怎么可能被已觉醒的“革命人民”接受？
※作者为大兴安岭知青／复旦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所访问学者（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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