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中国没这讲究(组图)

原题目:寻找污点将成公私合营2.0版的突破口

2019-09-28 07:39 作者:何清涟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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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的历史照片(Public Domain)

【看中国2019年9月28日讯】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盘的两件大事表明,中国公私合营2.0版即将启动。一是国务院于9月12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北京于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大对港资企业的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营2.0版早就板上钉钉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颁布之时,我就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轮公私合营的路向已定。该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二、确定了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


公私合营的历史照片(Public Domain)

中国政府在境内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购肯定没门。此后几年,中国政府虽然曾发文安抚民企,但谁都知道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中国官方近几年一直在营造舆论,欲将反腐扩张至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各种灰色地带的财富积累方式。中国民营企业有“原罪”是事实,因为制度环境太过恶劣,在政府官员将所有资源(土地、项目审批)、税收、消防检查等公共职能都视为寻租工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做大,都得与权贵、掌握实权的官员结成政商同盟关系,通过行贿获取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偷税漏税等各种逃税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现象。江胡时期的中共政府默许这类行为,纵容官商共谋闷声发大财,迅速养成了一批超级富豪,并给予各级政协委员以示盟好。但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后,情况变了,从2012年开始的官场反腐,几乎每位官员倒台后都牵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从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国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灵验的法宝。

处置“民营”企业的几种模式


2018年3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集资诈骗案(上海一中院发布图片)

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营企业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国企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阶段,王健林、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从那时开始,与中国权贵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华、吴小晖都试图往外转移资产,数量都达到一二百亿美元之钜。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这些富翁挟资外逃,采用几种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软禁拘押或采用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

2018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将海航与万达、安邦、复星三个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同列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来源,原因是它们通过大举借债为境外收购提供资金。这些境外收购多系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房地产、影城、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涉嫌资产转移。号称“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号称“明天系”。据中国当局内部评估,明天系的资产总值2万亿元,所累积的风险,足以危及中国金融安全。据《南华早报》2018年6月的报道,肖建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军看守,其业务就是变卖境外资产,转回国内偿还银行债务。

上述金融大鳄之中,粉红色大鳄吴小晖下场最惨,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

二是马云模式,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马云在壮年交班,外界大都认为这是马云在政治压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马云此举,与互联网行业积累财富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给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成功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半垄断的生意。政府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结果就是政府发放的牌照有如芝麻开门的符咒,马云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这种环境中,企业选择与政府合作,既得到经营特许权,又可求得政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无法硬气。


马云(Getty Images)

马云对交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马云称“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一路飚升,2015年初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阿里系网购平台,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缩水370亿美元的代价,马云从此知道一点: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为行业里的“王”,“王冠”就随时可被“造王者”拿走,于是乖巧地声称“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香港富豪捐地:国企“入住”港资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与《官商共治终结香港“二次回归”启动》,都分析过中央政府近期内提前启动二次回归,原因是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认为许多北京重点扶持的港商擅长寻租、分利,在关键时刻却不肯尽政治义务,因此要让自己人即国企掌控香港经济。

李嘉诚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时,中国官媒明言,香港人因为住房问题郁积的愤怒积压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产富豪背锅。并广为转发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观此势头,港商大都明白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2019财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的郑氏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约3,111平方米)地皮兴建社会房屋,以帮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们多金多投资管道,如李嘉诚早已将资产置于中共长臂伸展不到之地。这些富商的未来财运,取决于他们的资产安放在何处。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寻找民企污点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经开场。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腾讯、京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官媒宣称,“这些民营企业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向内部腐败宣战,不仅主动清理门户,而且敢于自揭家丑”。

浙江民营企业发达,其做法也许将为全国仿效,据浙江在线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将抽调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宣称这种做法是“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谁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说辞伴随的是寻找污点的行动。根据以往经验,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这家民企不是收归当地政府,就是财富烟消云散,公众莫知资产所踪。

面对政府这种公开的“寻污”行动,身负原罪的中国资产者一是知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则,中国没这讲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厉害,在无法逃遁的情况下,多半会走马云、香港郑氏家族道路。他们深知,一旦吹哨人检举,连舍财保身的可能都变得极微。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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