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闻!吴法宪披露的中共高层秘闻(图)

2019-09-27 05:30 作者:裴毅然 桌面版 正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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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黄永胜、吴法宪、林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
从左至右,黄永胜、吴法宪、林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网络图片)

一般人的回忆录敍述的事件自然只能是旧闻,但是《吴法宪回忆录》却不同,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中国大陆草民百姓来说还是前所未知的党和国家的重大秘闻。

像所有“污点人物”一样,《吴法宪回忆录》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处,但毕竟提供了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第一手材料,也算这位原中共空军司令对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贡献。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有要犯中,也只有他一人有勇气写自传。

中共干部七千人大会上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吴在回忆录中多处认错道歉。如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开会面对面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中将吴法宪出于“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打了上将陈再道一记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吴还检讨了自己“错误地批判朱德委员长与李先念副总理”。

周恩来动员各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空投井冈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捧毛发言,保驾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认说了违心话:“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但毛对林彪讲话十分感奋,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文革爆发后,尽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实在令人感叹其先见之明。

文革初期几十万红卫兵涌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山上很快断粮,上山学生们竟有饿死。周恩来动员赣鄂闽浙粤等大城市蒸馒头做点心,再由空军飞机空投。“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吴法宪认为毛搞红卫兵大检阅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这样面对面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数百万人拥京,交通、住宿、粮食全线告急,周恩来实在没办法,只得向毛请求限制进京人数。毛不满意:“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发指示,只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不管衣食住行这些麻烦事儿,才会有如此“无产阶级领袖的大气魄”。八次大接见后,幸亏73岁的毛自己吃不消,终于说了一句“不能再见了”,下面才敢发通知阻止学生进京。吴感叹:“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毛搞大接见还有一层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刘邓等党内反对派显示政治实力——我在中央高层可能不占“多数”,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是绝对“多数”。

江青教训周恩来 林彪教训江青

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关戚倒台 专案组阵容庞大

王关戚倒台一直语焉不详,吴一一交待原因。本来,毛还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说过“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江青也经常带着戚进进出出,戚的锋头一时超过张春桥、姚文元。戚因此有点飘起来,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引起江青警觉,便对毛说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时,戚根本没想到:“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他这时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对江青还抱幻想,临上车前,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吹捧毛的副词首创者竟然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第一次读到“二月逆流”谭震林讲话的全版本,尤其是最点睛“三不该”——“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毛主席。”不久,毛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此后,毛一直忌恨谭,既不让谭家党支部停止对谭的“内部批斗”,其它四帅二副总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让谭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怕老帅受批判后有异动,派人去西山监视徐、叶、聂三帅,生怕他们搞军变。幸亏“卧底”空军副司令王秉璋两个报告都说老帅受批判后有转变,一致认为文革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很大作用,这才解除毛对三帅的怀疑。而停止老帅家中的党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议。林向毛建议:“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不过,从1967年2月开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结束,四帅三副总理还是被整整批了两年多。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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