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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历史系 教授们都成了“王八”(图)

2019-07-06 11:02 作者:郝斌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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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场景
文革场景(网络图片)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档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糨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整整。

据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当此之时,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绝不能过夜,这已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被悄没声地闷了下来,是何缘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突然。我家住在东单,距北大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送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全系师生尊称他为“翦老”,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题,污指翦伯赞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紧接着,毛泽东自己出来点了翦伯赞的名。

翦伯赞一因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看一场猴戏——您看,批斗会这个玩意儿,出世不过一年多的光景,这么快就异化变种了,当初的威严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几分恶搞和揶揄。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

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半点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优遇,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云南打游击,大军入滇的时候,任某县县委书记,为配合解放,带领十几个人去守卫一座桥梁,那是大军必经之地。他们刚到桥边,还没站稳,就忽听枪声大作,而据报解放大军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学生出身,从没有放过枪;手下的人也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听到枪声,就慌了神。他本以为此桥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随着枪声到来的正是大军,于是他把此桥视为再生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是回归到知识份子圈子,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四十多岁了,方才成家。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的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他极富思辨力,讲起课来,依据材料,纵横对比,把事情分析得透辟入里。1954年,我听他讲“中国通史”的秦汉部分,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一节,他居然用去了四节课时间,听得我们全班都饶有兴味,明知进度耽误下来了,也都心甘情愿。除夕之夜,他到学生宿舍,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喝醉了,随便倒在哪个学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们到他家请教,谈到晚上10点左右,不管几个人,照例一人一碗汤面。我们三口两口下肚,他边说边吃,最后半碗又劳夫人重新热过再拿来。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篯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时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过,以各种方式抗争自戕者,用拳脚和各种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赶入“牛棚”、有病无医、寿未终而正寝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队来,我的老师汪篯是头一名,在他之后,还有62人一个一个随他而去。在历史系的5个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赞,熬到了1968年底,各种屈辱都已受尽,最后一样走了,倒也免除了后来的许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上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二百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正是:

何物圈养复散养?栏栅有形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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